江西省景德镇市人民政府


景德镇市人民政府令

第２６号


景德镇市城市出租汽车管理暂行办法


二00二年七月二十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市城市出租汽车管理，维护正常的营运秩序和交通秩序，保障乘客、经营者及出租汽车驾驶员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城市规划区（含车站、码头、航空港和旅游风景区）的出租汽车经营者（经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驾驶员和乘客以及出租汽车业务相关的单位、个人。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出租汽车，是指经主管部门批准的按照乘客意愿提供客运服务，并且按照行驶里程和时间收费的客车。
　　第四条　市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是本市出租汽车行业的行政主管部门，其所属的客运管理机构负责具体管理工作。
　　市公安、交通、工商行政、物价、税务、技术监督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出租汽车行业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　出租汽车应当与其他公共客运方式协调发展。
　　市建设局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编制出租汽车数量、档次、停车场、营业站和调度网络等的发展规划和计划，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六条　对出租汽车实行统一管理、合法经营、公平竞争的原则。
　　出租汽车经营权实行有偿使用。市建设局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本市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二章　经营资质管理
　　第七条　从事出租汽车经营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规定要求的客运车辆和相应的资金；
　　（二）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停车场地和经营场所；
　　（三）有一定数量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
　　（四）有与经营方式相配套的经营管理制度。
　　第八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本市的常住户口；
　　（二）有车辆管理机关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
　　（三）经客运服务职业培训合格并取得服务证。
　　第九条　需从事出租汽车经营的企业应当向客运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且提供有关的证明文件和资料，客运管理机构应当根据本市出租汽车发展计划和申请企业的条件作出审核决定。核准的，书面通知其按照市政府批准的具体办法取得出租汽车经营权；不核准的，书面通告申请企业并说明理由。
　　申请企业持取得出租汽车经营权的证明分别向有关部门办理营业执照、车辆牌照、税务登记证和第三者责任保险、乘客意外伤害保险等手续。
　　申请企业办完上款手续后，由市建设局发给经营资质证书，由客运管理机构发给城市公共客运交通营运证和城市客运许可证。
　　第十条　在本办法施行前，已获准从事出租汽车经营的企业，由客运管理机构按照本办法第七条规定对其资格进行复审，经复审合格的，可继续经营，资格复审不合格的，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仍不合格的，注销其经营资格证书，并提请工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十一条　在本办法施行前，已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资格的个体工商户，原则上是在按规定缴纳有偿使用费的前提下，其经营资格保持延续，直至车辆更新为止。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私下转让和倒买倒卖经营权。
　　第十二条　本市车辆未经批准不得进行出租汽车经营活动；非本市车辆不得进行起点和终点在市城市规划区内和航空港的出租汽车经营活动。
　　第十三条　市建设局对经营者的经营资质证书实行年审制度。未按规定参加年审和审验不合格的，不得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活动。
　　第十四条　经营者歇业应当自歇业之日起１０日内向客运管理机构办理有关手续。
　　第三章　客运管理
　　第十五条　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对出租汽车驾驶员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二）不得将客运服务车辆交给无服务证的人员驾驶；
　　（三）客运服务车辆需退出营运的，应当向客运管理机构办理注销手续；
　　（四）按照规定缴纳税费和客运管理费；
　　（五）按照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出让规定，按期交纳有偿使用费。
　　第十六条　出租汽车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车辆技术性能、设施完好、车容整洁；
　　（二）车身两侧标明经营者名称和监督电话；
　　（三）按照规定到指定地点装置计价器、空车待租标志灯和统一的出租汽车顶标志，喷刷统一颜色；
　　（四）按照规定在车身明显处张贴收费标准、城市客运许可证、设置服务证。
　　第十七条　出租汽车实行扬手招车、电话预订和站点租乘等服务方式。
　　经营者和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为乘客提供安全文明的服务，对老弱病残、孕妇等特殊用车对象优先供车。
　　遇有抢险救灾等特殊情况，应当服从客运管理机构的统一调度。
　　第十八条　经营者和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执行物价部门批准的收费标准，并使用市客运管理机构会同税务部门印制的票据，不得乱收费。
　　第十九条　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和其他客流集散地等大型公共场所可设置出租汽车营业站及相应的停车场地。
　　出租汽车营业站可由客运管理机构指定或者委托有关单位进行日常管理，并向全行业开放。进站营业的车辆必须服从统一调度，接受管理。
　　第二十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规定携带营运证件；
　　（二）按照公安管理机关指定的地点停放车辆，上、下乘客时按照规定停车；
　　（三）按照乘客要求的路线行驶，乘客未提出要求的，应当选择距目的地最近的路线行驶，按计价器显示金额收费并付给票据；
　　（四）不得强行拉客或拒绝载客；
　　（五）不得利用车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发现有违法犯罪嫌疑人员，应当及时报告公安机关，不得知情不报。
　　第二十一条　乘客应文明乘车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在车辆遇到红灯时上、下车或在禁止停车的路段拦车；
　　（二）不污损车辆和车内设施；
　　（三）不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品乘车；
　　（四）不得打赤膊乘车；
　　（五）醉酒者和精神病患者乘车时须有人监护。
　　乘客如违反乘车规定，驾驶员有权拒载。
　　第二十二条　乘客应当按照规定的标准支付车费，遇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拒绝支付车费：
　　（一）车辆无计价器或者不使用计价器；
　　（二）驾驶员拒付车费票据的；
　　（三）车辆在营运中发生故障不能继续行驶的。
　　第二十三条　乘客需要出城时，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要求乘客同到公安机关设立的出城岗亭办理出城登记手续，乘客应当予以配合。
　　第二十四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发现乘客遗失物品应当及时归还；无法归还的，应当及时上交经营者或者客运管理机构。
　　乘客在出租汽车上遗失物品的，可以凭乘坐该车的票据向经营者或者客运管理机构查寻。
　　第二十五条　出租汽车经营者和驾驶员的经营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随意进行扣证、扣车或罚款。
　　第四章　检查和投诉
　　第二十六条　市建设、公安、交通等部门和客运管理机构应当根据本部门的职责范围加强对出租汽车的监督和检查。在执行检查任务时，应当出示证件。
　　第二十七条　客运管理机构和经营企业应当建立投诉受理制度，接受对违法本办法行为的投诉和社会监督。投诉者应当说明投诉事实和理由，并且提供有关证据。
　　第二十八条　客运管理机构接受投诉后应当在５日内通知被投诉人，被投诉人对投诉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７日内提出申辩意见。客运管理机构应当自接受投诉之日起１个月内作出处理。
　　经营企业接受投诉后应当在１０日内作出处理。投诉人或者被投诉人在对处理结果有异议的，可以要求客运管理机构处理。
　　第二十九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如有违法本办法行为或者被投诉，应当在通知规定期限内到客运管理机构接受调查。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对未经批准非法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由客运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５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对非出租汽车擅自安装顶灯、计价器等客运设施或者标识的，由客运管理机构责令其改正，并处以３０００元罚款。
　　第三十二条　经营者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客运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予以处罚：
　　（一）将客运服务车辆交给无服务证的人员驾驶的，处５００元罚款；
　　（二）不按照规定向客运管理机构办理出租汽车经营权转让手续的，处１０００元罚款。
　　（三）不按照规定向客运管理机构办理城市公共客运交通营运证、城市客运许可证的，处１０００元罚款。
　　第三十三条　出租汽车不符合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客运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予以处罚：
　　（一）车身两侧不标明经营活动名称和监督电话的，处３００元罚款；
　　（二）不按照规定装置计价器、空车待租标志灯和顶灯的，处２００元罚款；
　　（三）不按照规定张贴城市客运许可证、设置服务证的，处３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客运管理机构予以处罚。
　　（一）不携带城市公共客运交通营运证的，处２００元以下罚款；
　　（二）不在明显处公布收费标准的，处５００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三）项规定，故意绕道行驶的，责令退还车费，并处２００元以下罚款；
　　（四）破坏计价器封鉴、破坏计价器准确度和伪造数据的，处２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五）不按照规定操作计价器或者超过计价器显示金额收费的，处２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六）强行拉客或者拒载乘客的，处５００元以上罚款；
　　（七）对乘客拒绝付给规定票据的，处２００元罚款。
　　第三十五条　经营者或者出租汽车驾驶员遇有抢险救灾、主要客流集散地供车严重不足等特殊情况时，不服从客运管理人员统一调度的，由客运管理机构给予警告。
　　第三十六条　依照法律、法规应当由市公安、工商行政、物价、税务、技术监督、交通等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处罚的，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罚。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
　　第三十八条　客运管理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建设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２年８月１日起施行。《景德镇市城市出租汽车管理暂行规定》（景府发[１９９５]４７号）同时废止。
论中国古代“情判”司法传统

张福坤


摘要：“情判”是中国传统诉讼中极具特色而又颇为重要的一种特殊现象。由于“情判”的灵活与变通，从而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公平正义，由此达到儒家倡导的和谐与无诉的理想目标。因此，“情判”在中国古代适用极为广泛，得到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广泛认可，其实效也得到了充分发挥，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传统诉讼实践。文章试从“情判”发展的历史脉络、“情判”心态模式、审判依据与判决内容、“情判”司法案例与实践、现代意义五部分对这一传统加以论述，以阐述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这种审判制度的大致轮廓及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古代；情判；司法传统；现代意义


　　“情判”是中国传统诉讼中极具特色而又颇为重要的一种特殊现象。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制度。笔者认为在既有的关于中国传统诉讼审判中国家的诉讼制度的同时，应该对于制度背后的观念性的文化的东西加以关注。无疑，中国传统诉讼审判中，“情”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它与中国传统的情理社会相契合。因此，对“情判”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情判”发展的历史脉络

　　“情”对于立法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夏商周三代。先秦时期，社会的形态均是家国一体或者可以说家国同构，家就是国的缩影。血缘关系在这个时期的整个社会关系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其法律制度中亲情伦理色彩极为浓重。到了秦朝，秦始皇采用法家思想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王朝，实行“任法而治”，但是秦朝的法律制度中仍能够看见血缘亲情的因子。汉代秦后，尤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和学说被确立为正统思想，从而拉开了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序幕。汉代法律儒家化的表现主要是在立法上的“引礼入律”，和司法上的“春秋决狱”。也就是在西汉的中叶，以董仲舒“春秋决狱”为标志，“情判”在古代司法实践中亦悄然兴起，并逐渐成为一股潮流。值得提一下的是“春秋决狱”，所谓“春秋决狱”即在依律断案之外，还根据儒家经典，尤其是《春秋》的“微言大义”来决断案件。董仲舒曾依据春秋经义作《春秋决狱》232事。“春秋决狱”的依据来自儒家经义，如《易》、《诗》、《书》、《礼》、《乐》、《春秋》。儒家经义可以追溯到西周时的礼治，礼治发展到汉朝，董仲舒据此提出了“三纲”思想，这“三纲”中由“父为子纲”引申出来的“孝”成为实质上的核心，而“孝”讲究的则是人伦情感，据“孝”断案实际上就是据“情”断案。历史的车轮滑到唐朝，“一准乎礼”的唐律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完成，同时也标志着“情”对法律的作用得到最终承认。宋朝是中国传统“情判”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此时情理已经深入人心，并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运用。除《宋史》外，尤其突出的是《明公书判清明集》中记载了大量案例，均体现了法判向情判的偏转。此后，元明清各朝法律基本沿袭唐律精神。

二、“情判”司法传统之心态模式

（一）“情判”的思想基础

　　“情判”的思想基础主要来源于儒家学说。“情判”的核心在于一个“情”字，即审判的判决依据来自情或情理。中国传统诉讼指导思想总体上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儒家思想的起点和出发点在于情，而其最终的落脚点也在于情。儒家思想与情的内在联系可以通过几个方面来体现。首先是“礼”，礼在中国古代无所不包，有人说“礼源于情感又出自理性。”《礼记•礼运》称：“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这说明了礼自情出。其次是“仁”，儒家思想的根本内容在于关于“任”的学说，在孔子的“仁学”中，以仁释礼，礼以仁为指导思想，仁是礼的内在精神。“仁”是一个兼涵恭、宽、信、敏、惠、勇、敬、忠、智诸德的总的道德规范，不是仅指一种特定的品德，而是泛指人的所有德性。（P40）孔子的“仁学”思想中蕴含着浓厚的情感因素，对此“《论语》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情’观念，但‘仁’字却出现了一百零五次之多。孟子曰：‘仁，人心也。’其实是一种合乎礼仪，而发于中节的情感。这种情感与生俱来……“孝”是子女对父母应有之情，“悌”是对兄弟同辈应有之情，“忠”是对长上君国应有之情，“礼”则是表达情感的方式，……”(P42)这一评述恰如其分的说明了孔子以人伦情感为核心的仁学思想对儒家思想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广泛影响。
（二）“情判”的民众心态
　　人情是人们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对于人情之重要意义，那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心领神会的。在古代的中国，人情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以至成为建构和维系社会关系的基础。尤其是在中国乡土社会，由于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和终于斯，不但己生，而且子孙后代都会与左邻右舍建立各种各样的人情关系乃至拟制的血缘关系。彼此称呼爷奶、叔伯、兄弟姐妹……都是中国人试图用人情来维系社会关系的表征。(P23)人情交往的基本准则便是“一礼还一礼”，就是一个“报”字。杨联?先生在《报——中国社会关系的基础》一文指出：“报”是中国社会关系的基础。就人情与王法的关系而言，在中国传统法律观念中“人情大于王法”，法律来自人情，以人情为源泉；就法律与人情的效力而言，也是突出人情的支配地位。在民众的眼里，人情就是最高的法律。程汉大教授也指出“在乡民的心目中，人情比圣旨和法律都大，这里的人情可以理解为‘伦理’、‘习惯’或‘风俗’。可见，中国乡民也有朦胧的‘自然法’意识。”具体到案件的诉讼中，民众打官司只有通过带着情感诉说冤情，伸冤话语用情感来修辞，才能迎合儒吏之同情，才能胜诉。
（三）“情判”的儒吏心态
　　孔子认为对法律的制定和运用必须以礼为指导，要求司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用儒家经义作为分析案情，认定犯罪的理论依据，并按经义的精神解释和适用法律。汉代董仲舒也认为断狱应“原心定罪”，“必本其事而原其志”。明代丘浚也指出：“吏胥不通经，不可以掌律令。”当礼义与法律发生矛盾时，要据礼义原则处理，即情理原则。可见，情理原则之所以进入司法实践，成为裁判必须考量的重要因素，与儒家思想和传统是分不开的。
　　司法官员对于自己审案的要求就是，须用“哀矜之心折狱”，要用同情之心来审案，了解案情事实，这种同情心是与儒家“恻隐之心”相吻合的。司法官所作判决不仅要做到案情事实合法，而且要合乎人们的常情和常理。同时，司法官往往以“青天父母”自居，他们为民众的“父母官”，要“为民父母行政”，他们在执法的过程中绝对不会排斥情理，因为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试图折中天理、国法、人情三者之统一，追求具体正义，即具体案件处理的合情合理性。

三、“情判”依据与内容

（一）“情判”的依据
　　天理，即天下公认的大道理，天经地义。在古人的世界观中，天占据及其重要的位置，是万物的主宰。人们认为天的运行是有规律的，此规律即为“天道”，人们的世俗生活应当顺乎“天道”。春秋之际就有“法天而行”，“道法自然”的思想，“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 董仲舒也说“法天而立道”。宋明之后，天的运行规律被称作“天理”，世俗生活中的道德、法律也被称作“天理”。天理作为一种审判原则存在于传统法制之中。
　　人情，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它泛指诸如情面、面子、处事习惯、情感认同等等内容。中国传统语境中“情”的基本含义就是指人与人的感情联结。因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情感结构是一种亲情、熟人结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地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P23)儒家以“父慈子孝”为出发点，并提出相应的行为要求，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 “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 由此，“五伦十义”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人情”。之后到汉代演变为“三纲五常”成为最高的道德准则。
　　国法，即王者的法，国家的法，官府的法。国家是什么？国家为什么？国家干什么？国家当如何？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就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国家观念或国家理念。一个国家要有效运行，实现统治就必须有国法。所谓“家有家规，国有国法”，这是经常听到的一句俗语。这句话里正蕴藏着一个十分有古代中国特色的观念：国法有如家规、家法，是“家长” (皇帝)用来管教“不肖子孙” (不轨臣民)的。很明显，家法不是家长与子弟妇安奴仆协商制订的，而是家长一人的杰作。故家法即“家长之法”；同样，国法不是国君与臣民协商的产物，而是“圣心”、 “圣制”、 “圣裁”的产物，故国法就是“王法”。国法正是国家得以运行的保障。
　　中国古代社会司法审判力求法与情之间的兼顾和平衡。管子主张“令顺民心”，就是指立法要合乎人之常情。“人主之所以令行禁止者，必令于民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名公书判清明集》也说“法意、人情实通一体。循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二者之间，使上不违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P311)但是，当法律与人情发生冲突或者法无明文规定时，司法官往往弃法顺情。《慎子•因循》中也说：“天道”就存于“人情”之中，此外，再无什么“天理”、“天道”独存；立法应该顺应自私自利这种人之常情，利用人们的“自为心”为统治者服务。这样就实现了天理、国法、人情三位一体的统一。这也强调立法要注重人情，但更重要的“法不外乎人情”这个命题的用意不仅在于对立法或对法的内容本身的要求，而且在于干预司法。就司法活动而言，这个命题的含义是在司法中要求做到法律与人情两相兼顾或两全，而当法与情有矛盾不能两全时，则应舍法取情，此即所谓“人情大于王法”。也就是说，“人情”在判断是非上比国法更具权威性。(P17-25)总之，天理、国法、人情综合为用便构成了古代司法审判的基本依据。
（二）“情判”的内容
1、拷讯方式
　　拷讯是古代审判中一种最基本的审讯方式，也是古代审判的一大特点。拷讯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仲春之月……母肆掠，止狱公”肆掠即为刑讯。明人海瑞的主张，在审判中对原告被告都要“监之枷之，百端苦之”，以息刁讼。理由是：“夫人有痛之而不知畏者乎？”这种拷讯制度让民众对法律尤其是司法认识普遍与严刑峻法、刑讯逼供等“酷”的印象连在一起，这种“酷”换种说法就是“威”。（P118）通过威刑的方式让其放弃诉讼，维护社会的稳定。
对于兄弟之间的诉讼，明司法官曾有过精辟的见解：
兄弟之间，本无不和也。以和而致争，以争而致讼，以讼而致息，以息而思和。不告不知情费，无由思息也。不打不知畏楚，无由永和也。聊以十三之竹皮，用代六条之木舌。埙篪之爱，其未艾乎？
对于兄弟对簿公堂，司法官的作用就在于利用诉讼揭示、挖掘潜藏的人情，并以情断案，进行教化，实现无讼。当然，有时单靠说教不能达到效果时，便辅之以刑罚手段，使之警醒。
2、淡化是非，力求两和
　　在判决中法官一般不让诉讼的任何一方获得全胜，必须让双方均有损失感，但理足的一方损失小些，理亏的一方损失大些。即“与原告以六分理，亦必与被告以四分理；与原告以六分罪，并必与被告以四分罪，二人曲直不甚相远，可免忿激再讼。”这种“和事佬”式的判决当然是为维护“亲亲之爱”的和谐秩序，以折中、调和、妥协的方式平息纠纷，以中庸之道来处理人际关系、是非纷争，是儒家伦理文化在司法诉讼中的具体体现。
　　清朝于成龙曾审理过一则兄弟二人争死去的母亲安葬在何处的问题：
　　本案前由江夏令审断一过，判将夏氏之柩，葬后夫华姓坟上。其所根据，第一按照律文，……第二根据古礼，……本府于提审此案时，即已审度再三，原判一据律，再据礼，实无可指驳。但范念岵一片孝心，冀干母之蛊，成母之志，其心亦可嘉尚。……故有司断案，亦不可纯略迹原情。今本府为慰安孝子之心计，特取其无碍于律文者，而为而等判。夏氏尸体棺柩，依律应仍遵照原县判案，归入华姓坟墓，范姓不得争夺。但念范念岵以三十年抚养之恩，并不忍其母之失志，并不忍有父而无母，亦准予得变通办法，与华氏子康年一体斩衰三年，并仿古人魂葬之礼，另行招魂致奠，将夏氏生前衣服，附葬于范文六之墓，并许得称范夏氏。如是则律与情各不相仿，在华氏子亦可释争矣。且查律改醮之妇，虽有归后夫之家语，然使前夫家自愿收回者，在律亦并无禁止之明文。是范念岵招魂安葬之举，华氏子亦可无所用其争，且亦不必争矣。此判。(P45-47)
案件中机敏的司法官想出一个妙招，判夏氏尸棺与衣物分葬于两姓，这样就使得情法两平，纷争消除。
3、判决往往超出诉讼请求
　　官吏们的判决也经常超出法律的规定及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取重社会人情伦理风尚。如著名的“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一案中，乔太守的法定职责是确定骗婚者、犯奸者的刑事、民事责任，但他却不关心这一职责，反而充当家长，在公堂上为三对青年再定婚配。所作判词：
　　“弟代姊嫁，姑伴嫂眠。爱子爱女，情在其中。一雌一雄，变出意外。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适获其偶。孙氏子因姊而得妇，搂处子不用逾墙；刘氏女因嫂得夫，怀吉士初非?玉。相悦为婚，礼以义起。所厚者薄，事可权宜。使徐雅别婿裴九之儿，许裴政改娶孙郎之配。夺人妇人也夺其妇，两家恩怨，总息风波。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三对夫妻，各谐鱼水。人虽兑换，十六两原只一斤；亲是交门，五百年决非错配。以爱及爱，伊父母自作冰人；非亲是亲，我官府权作月老。已经明断，各赴良期。”
　　通篇充溢人情味而无引据律法条文之迹象，被认为是成人之美、体贴人情的典范之作。
4、判决书之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