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人民政府


河北省地方公路建设征地拆迁补偿安置费的暂行规定
河北省人民政府



第一条 根据《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本暂行规定适用于本省境内地方投资的县级以上（含县级，下同）公路建设用地（包括新建、改建和养护工程，以及取土、挖砂、采石用地），乡级以下公路用地的补偿、安置费标准，由县级人民政府规定。
第三条 各级交通部门应按规定，向县、市计委（计经委）、土地管理局申请批准公路用地计划指标。
第四条 县境内地方公路用地，必须按照《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规定的程序和审批权限，报经批准后方可施工。
跨地、县地方公路建设用地，可根据批准的设计文件，由用地单位提出申请，按照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批准权限，预批用地控制数后方可施工。工程竣工验收以前，必须全部办完征地手续。否则，按违法占地处理。
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公路工程需征用集体所有土地的，用地单位必须支付土地补偿费。
（一）土地补偿费标准：征用集体所有耕地以及果园、 苇塘、鱼塘、藕塘，按其年产值的四倍计算。征用林地（林木除外）和其他非耕地，按当地中等耕地年产值的二倍计算。
（二）年产值的计算，按县统计局统计年报资料中被征地乡的产值核算。具体计算方法按《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执行。
（三）被征用土地附着物（如青苗、林木、果树、房屋及其他设施等）的补偿标准，按当地省辖市人民政府（地区行署）有关规定执行。
（四）占用无使用单位的国有土地，实行无偿划拨；占用有使用单位的国有土地，实行有偿划拨。其补偿标准按当地省辖市、县（市）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公路建设，用地单位支付土地补偿费外，还应支付安置补助费。
（一）征用耕地以及果园、苇塘、鱼塘、藕塘，每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按土地年产值的二倍计算。
（二）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方法计算。
（三）征用没有收益的土地不支付安置补助费。
第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公路建设需临时占用集体所有土地的补偿标准，按《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执行。
第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公路建设征用城市郊区、工矿区、县城城关的菜地，除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外，还应向当地市、县土地管理局缴纳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其标准为：征用城市（含工矿区）菜地，每亩二千元以内；征用县城城关菜地，每亩一千元以内。
第九条 县以上地方公路建设征用耕地，其耕地占用税统一按每平方米二元计征。
第十条 凡在《河北省公路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范围内的违章建筑（包括房屋、电缆、管道及一切设施），废弃建筑物，以及开始协商征地方案后抢建的建筑物，抢栽的林木，一律不予补偿。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公路建设征地，可按有关规定由县、市土地管理局统一承办，并实行费用包干。
第十二条 本暂行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省土地管理局负责解释。



1987年10月21日
评关于梁丽案件充满辩证法的教授发言

龙城飞将


　　深圳检方宣布，对梁丽不起诉。这个消息传遍了中国的各种媒体，相信也会传到国外去。因为这个简单的案子引起的争议太大了。老百姓直观地认为梁丽的行为不是盗窃，公安却振振有词地说有证据证明梁丽是盗窃，检方虽然开始并不支持盗窃罪的观点，但仍把梁丽羁押了九个多月。
　　消息传出后，人们开始了新一轮的讨论，其中，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刑法研究室主任屈学武教授的观点传遍网络：屈教授获悉梁丽案有结果之后说:“这个案子对所有人都有一种儆戒作用 ”。
　　研究屈教授的话，发觉其中充满了辩证法，即一方面是怎样的，另一方面又是怎样的。我对教授的观点也只好是随着这辩证法去思考，一方面赞成教授的一部分观点，另一方面又认为教授一些观点不能成立。
　　教授认为，梁丽的这种做法不值得鼓励，不符合法律规定，更是不道德的。这个案子会给老百姓树立一个法律的标尺，以后大家捡东西的时候就要想清楚，该不该捡了。同时也给深圳机场应该健全相关制度做出警示。这个观点我相信大多数中国的老百姓，包括挺梁丽的人们，都会同意，自然我也同意教授的这些观点。
　　但是，教授认为，“梁丽在法律上是踩钢丝”，这些话总是令我们不十分明白。法律就是法律，对盗窃罪有着明确的规定。梁丽经历了从无期到无罪的司法蹦极，确实可以说是走了一段钢丝，因为这件事对她来说是太危险了。若没有报纸媒体的披露，没有广大网民踊跃地发表意见，很可能是判她无期没商量，谁让她是社会的下层，是弱势群体？
　　但是，从法律的规定来说，却不存在走钢丝。因为梁丽的行为是犯罪就依法定罪，不是犯罪就依法释放，走钢丝一说又从何谈起呢？令她走钢丝不是她的行为，而是我们的法律专家们，我们的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这些人许多不懂法律，或者懂但明知而故意仍要以盗窃罪给她定罪，才使她跳了一回司法蹦极，走了一回“法律钢丝”。实际上，这“钢丝”并不是真正的法律的钢丝，而是我国长期以来司法人员们业已习惯了的司法实践。我国的刑法规定是罪刑法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疑罪从无这些现代刑法的原则，但实际的司法实践却是凭着头脑中的道德感觉、依照一些内部规定、习惯做法、领导指示来办案。所以，说她走钢丝不是她本人的行为，而是不遵守法律规定的中国的司法实践。
　　接着，教授明确地表态说，“梁丽的行为是有盗窃嫌疑的”，这就更令人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我们可以请教教授，有盗窃嫌疑就一定是犯了刑法规定的盗窃罪吗？显然，深圳检方的决定否定了教授的观点。
　　我们还可以请教教授，这里的“盗窃嫌疑”是法律规定，还是道德评估？若是法律规定，则梁丽不可能不被起诉。若是道德评估，则教授又与其他一些名教授一样，当人们讲法律规定时，他们来讲法理，讲道德。当人们法理、讲道德时，他们又来讲法律规定，或以司法实践来搪塞。
　　梁丽案件，也包括先前的许霆案件，实际上都给专家教授们上了一课，如果某些专家们违背法律的规定去胡乱作解释，民意不答应，老百姓们会搬来法律与他们理论。因为民意是刑法的真正的基础，而在这两个具体案件上的民意又是最靠近法律的。此时，在大庭广众面前，什么内部规定、领导旨意、司法习惯等统统不敢再出来，因为这些东西从根本上违反宪法，违反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的，是见不得法律规定这面阳光的。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吓唬老百姓说人家不懂法律，或者在讲法律的地方他们滑到法理上，讲法理的地方又滑到司法实践上。当司法实践违反法律遭到人民大众的反对时，他们就借助于专家的力量从法理的角度来论证。当专家论证不灵时，又说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司法实践。结果专家与司法界形成了一个脱离民意，实则是脱离法律规定的封闭的圈子，两者互相论证，互相支持。
　　随着民意的觉醒，人民发表观点渠道的增加，这种封闭的脱离民意、脱离法律规定的司法实践与专家意见应当逐渐地缓行。
　　所以，没有经过系统的法律训练，有一定文化，能看懂法律规定的普通劳苦大众是真正懂法律的，而经过系统法律训练的许多人却把他们所理解的法律、或者司法实践神秘化、去法律化。相信中国今后人广大不懂法律的劳苦大众给懂法律的专家们补课的机会会更多。而且，专家们确实该补课了，对同一个案件，老百姓们凭其直觉，凭其对刑法条文的认知，理解大致相同或相似的。倒是法律专家们的观点彼此不同，千奇百怪，此时，要我们相信谁呢？真理只有一个，但n个专家的观点至多有n-1个是正确的，有时甚至n-n都是错误的！

2009-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