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司法判例
　　内容提要: 非法证据是指违反法律规定获取的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非排除所有非法证据，为此，法律应明确哪些必须排除，哪些可以不排除。然而，法律规定的语言既有精确性的一面，又有模糊性的一面。人们不能奢望立法者制定出包罗万象且尽善尽美的法律规则，因此只能由司法者在实践中面对具体案件时进行解释性适用，而司法判例就是这种适用的最佳方式。


　　在现代法治国家的刑事司法活动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不可或缺的。无论从保障人权的角度看，还是从查明事实的角度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都是必要的。近年来，笔者主持了关于刑事错案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非法取证与刑事错案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例如，在各类证据中，被告人的虚假口供是导致刑事错案的首要原因，而造成被告人虚假口供的主要原因是刑讯逼供。在2007年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中，选择“被告人口供”是最容易导致刑事错案的一种证据的调查对象占37％；选择“刑讯逼供”是最有可能导致被告人做出虚假供述的因素的调查对象占60％；在分析的50起已经新闻媒体曝光的涉嫌杀人的刑事错案中，存在“被告人虚假口供”同时也肯定或可能存在“刑讯逼供”的案件占94％。这表明，被告人虚假口供是导致刑事错案的首要原因，而造成被告人虚假口供的主要原因是刑讯逼供。[1]由此可见，建立和完善以刑讯逼供为主要目标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预防刑事错案具有重要意义。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颁发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以及201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都强调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性。

　　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该包括两项基本内容，或者说，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是非法证据的界定，即什么是非法证据；第二是非法证据的处分，即是否排除及如何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以立法为基础，但是立法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往往带有一定的模糊性或灵活性，从而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带来困难。笔者认为，完善司法判例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路径。

　　一、非法证据界定的模糊性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不等于说要排除所有非法证据，在世界上那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较完备的国家，非法证据也并非一律排除。因此，笔者先讨论非法证据的界定问题，再讨论非法证据的处分问题。

　　顾名思义，非法证据就是违反法律规定获取的证据。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非法证据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使用法律明确禁止的方法获取的证据。例如，《刑事诉讼法》[2]第50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违反这条规定获取的证据就属于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1条也作出了相应的表述，即“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至于这两条规定之间的差异，笔者在后面还会讨论。第二，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或要求收集的证据，包括收集证据的主体、程序、方法以及证据的形式不合法的证据。例如，《刑事诉讼法》第116条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由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负责进行。讯问的时候，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以后，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按照这条规定，如果讯问不是由侦查人员进行的，或者讯问时只有一名侦查人员的，或者没有按规定在看守所内进行的，所获得的口供就属于非法证据。

　　初看起来，上述非法证据的界定是明确的，但是仔细考究，又会发现其中还有模糊之处。例如，什么是刑讯逼供？什么是威胁、引诱、欺骗？什么是其他非法的方法？由于法律没有对这些问题作出具体的回答或说明，人们只能按照常识来解释甚至揣测。然而，人们的常识可能并不一致，揣测可能大相径庭，于是在认定非法证据的时候就会出现莫衷一是和标准不一的现象。例如，有人说，坦白从宽就是诱供，抗拒从严就是逼供，有人则认为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有人认为“精神折磨”也属于刑讯逼供，有人则不以为是。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20日公布的“刑诉法司法解释”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3]但仍有模糊之处，因为它并未列举构成“精神折磨”的具体方法。

　　在具体案件的审讯中，人们对于方法、手段的合法性也会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在赵作海冤案中，侦查人员昼夜连续审讯，而且在赵作海昏昏欲睡时在其头顶放鞭炮。这种方法是否属于刑讯逼供？侦查人员在审讯时对赵作海说，如果你不老实交代，我就开车拉你出去，在车门一脚把你跺下去，给你一枪，就说你逃跑。这是不是威胁？[4]在佘祥林冤案中，由于佘祥林在承认杀妻之后不能正确说明杀人的过程，侦查人员就提示说，就算你把尸体沉在水中，我们把水塘的水抽干，也能把尸体找出来。这是不是引诱？[5]众所周知，许多侦查人员在没有掌握充分证据的情况下都会对犯罪嫌疑人说，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其他人都讲了，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这是不是欺骗？

　　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法律语言应该具有精确性，以便社会成员明确地知晓法律的规定。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语言的精确性程度就标志着立法技术的发展水平和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然而，社会情况是复杂多样而且不断发展变化的，法律规定要想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持续的生命力，其语词就不得不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国际法律语言学协会第四任主席约翰·吉本斯教授指出：“因为这些（法律）文件是如此具有影响力，所以他们在措词上的准确无误十分重要。如果它们的措辞过于严格，它们可能会对我们的生活施加一些不适当的、不必要的限制。如果它们在措词上过于宽松，则又可能会让一些令人生厌的行为获得认可或导致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后果。根据巴提亚（Bhatia）（1994），精确（precision）是法律文件的独有特征得以形成的驱动力量。精确不一定就意味着极度清晰—它也可能包括采用适当程度的模糊性或灵活性。”[6]中国也有专家指出：“有时，人们把模糊性看成一种物理现象。近的东西看得清，远的东西看不清，一般地说，越远越模糊。但是，也有例外情况：站在海边，海岸线是模糊的；从高空向下眺望，海岸线却显得十分清晰。太高了，又模糊。精确与模糊，有本质区别，但又有内在联系，两者相互矛盾、相互依存也可相互转化。所以，精确性的另一半是模糊。”[7]

　　法律语言既有精确性的一面，又有模糊性的一面。一般来说，法律语言的主要含义应该相对明晰，而边缘含义则可以相对模糊，或者，在较为抽象的层面上相对明晰而在较为具体的层面上相对模糊。例如，上文所说的“刑讯逼供”，就一般情况而言，这个语词含义是明确的，但是在具体案件中遇到特殊情况时，这个语词又具有了模糊性。《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的“其他非法的方法”确属模糊概念，但是立法者考虑到司法实际情况的复杂多样，只好采取这种模糊处理的方法，因为语言的模糊性可以保证其适用的普遍性。至于这种模糊性是否合理或必要，那就另当别论了。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灵活性

　　立法机关在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面临不同的价值选择。如果单纯考虑打击犯罪和查明事实的需要，那么非法证据的排除是越少越好。如果单纯考虑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需要，那么非法证据的排除就是越多越好。不同国家的立法者必须努力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等多重价值取向中寻求平衡。基于多种价值观念的考量，世界各国一般都对非法证据采取区别对待的处分方式。这就是说，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既不一律排除，也不一概采纳。这有几种情况：第一，区别对待不同种类的非法证据，例如，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必须排除，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不必排除；第二，区别对待不同程度的非法取证，例如，严重违法或严重侵犯人权所获得的非法证据必须排除，轻微违法或轻微侵犯人权所获得的非法证据不必排除；第三，区别对待不同种类案件中的非法证据，例如，一般犯罪案件中的非法证据必须排除，恐怖、暴力等严重犯罪案件中的非法证据则可以不排除。

　　采取区别对待的国家，往往把非法证据分为两类：一类是由立法明确规定必须排除的；另一类是由法官自由裁量排除的。例如，按照英国法律的有关规定，非法获得的证据分为“法定不可采纳”和“法官自由裁量不予采纳”两种。前者一般指警察通过刑讯逼供等严重违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后者指警察以欺骗等不太严重的违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在欧盟国家刑事司法一体化的进程中产生的《刑事大法典》（Corpus Juris）建议稿，把非法证据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违法取得的证据（il-legally obtained evidence），如通过刑讯逼供或违法搜查取得的证据；第二类是违规取得的证据（irregularly obtained evidence），如违反律师在场的规定所取得的证据；第三类是不当取得的证据（improperly obtained evidence），例如，警察对犯罪嫌疑人谎称在实施犯罪的手枪上已发现了他的指纹印，从而获得了嫌疑人认罪的口供。[8]如此区分的目的是要区别对待不同情况的非法证据。对于第一类，欧盟成员国一般都要规定为法定必须排除；对于第二类，欧盟成员国可以规定为法定必须排除，也可以规定为自由裁量排除；对于第三类，欧盟成员国都可以规定为自由裁量排除。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对于可以采纳的非法证据还采取了降低证明力的处分方式。2010年出版的《欧盟国家在刑事案件中跨境收集和使用证据》一书的作者曾经对欧盟成员国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各国法律的规定是把非法证据作为不可采纳的证据还是作为应该降低证明力（reducing itsprobative value）的证据。该书作者把有关规则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绝对无效规则或严格禁止性规则，即明确规定某些非法取得的证据不可采纳；第二类是相对无效规则或贬损可靠性规则，即规定某些证据的非法性会影响到证据的可靠性。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80-90％的成员国同时存在上述两种规则；在80％的成员国中，第一类规则都属于制定法规则（statutory rules），其他国家则包括学理性规则（jurisprudential rules），而第二类规则多属于学理性规则。对于那些贬损可靠性的非法证据，有些国家规定自由裁量排除，有些国家允许作为获取其他证据的线索信息（steeringinformation）使用，有些国家允许作为佐证使用。该书作者还就欧盟各国针对外国获取的非法证据的规则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还表明：70％的成员国有规则规定外国获得的某些非法证据绝对无效；80％的成员国有规则规定外国获得的非法证据会贬损证据的可靠性。[9]

　　美国还通过判例法确认了另外一种非法证据的处分方式，即“有限采用”。哈里斯诉纽约州案（Harris v. New York）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1966年1月4日和6日，纽约市一名便衣警察连续两次从一个名叫哈里斯的人手中购买了毒品。1月7日，警察逮捕了哈里斯。当时最高法院尚未出台“米兰达规则”，所以警察在讯问中没有告知哈里斯有权保持沉默和有权会见律师。警察向哈里斯出示了颇有份量的证据并为其分析了认罪与否的利弊，哈里斯便承认了自己的贩毒行为，并且在讯问笔录上签字。然而，当该案提交法庭审判的时候，米兰达规则已经问世。于是，哈里斯的辩护律师在审判前便要求法庭排除该讯问笔录，不过，公诉方很爽快地同意不在审判中使用该证据。

　　在法庭上，公诉方传唤的证人主要是三名警察。第一名是向哈里斯购买毒品的侦探，其证言证明他从被告人处购买毒品的事实经过；第二名是在该次秘密侦查行动中负责联络的警察，其证言证明前一侦探确实从哈里斯处购买了毒品；第三名是负责化验的警方技术员，其证言证明前一侦探从哈里斯处购买的物品是海洛因。随后，辩护方决定让哈里斯作为辩方的证人出庭作证。在法庭上，哈里斯承认自己认识那名便衣侦探，但是否认曾经向其出售毒品。接下来，当检察官对哈里斯进行交叉询问时，那个似乎已经成为过去的讯问笔录问题又成为了双方争执的焦点。

　　为了证明被告人在法庭上的陈述不可靠，检察官要求法庭允许他使用那份讯问笔录对被告人进行盘诘，但辩护律师坚决反对，声称那是非法证据，必须排除在诉讼大门之外。法官经过审慎的考虑之后裁定，公诉方可以在交叉询问中使用那份笔录，但不得将其交给陪审员传阅。于是，检察官援引被告人在接受警察讯问时的供述来质疑其在法庭上的陈述。哈里斯承认他曾经接受警察的讯问，但是声称他不记得曾对警察说过那些话。不过，他也没有提出警察在讯问时使用过逼供的行为。在法庭调查的最后阶段，检察官和辩护律师都向陪审团强调了那份讯问笔录的问题。当然，双方的观点截然不同。检察官强调那份讯问笔录足以证明被告人在法庭上的陈述不可信；辩护律师则声称那份笔录本身存在违法性，不足为凭。最后，法官指示陪审团在评议过程中只能在被告人的可信度问题上考虑该讯问笔录，绝不能把该笔录直接作为认定被告人有无贩毒行为的根据。经过评议，陪审团判定哈里斯有罪。

　　哈里斯不服，提出上诉。纽约州上诉法院于1969年进行审理并作出维持原判的裁定。哈里斯认为纽约州法院的裁定违反了美国最高法院确立的米兰达规则，请求最高法院调审。1970年12月17日，最高法院就哈里斯一案举行听证。1971年2月24日，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以5比4的表决结果作出维持原判的裁定。首席大法官伯格代表法庭起草裁定意见。他指出：“每个刑事被告人都有权作证为自己辩护，或者拒绝作证。但是这种特权不能被解释为包括作伪证的权利。既然自愿出庭作证，上诉人就有义务真实并准确地进行陈述，而公诉方在本案中所做的无非就是使用了对抗式程序中传统的证言核实手段。既然被指控者曾经向某个第三人做出过内容不一致的陈述，那他就很难争辩说对方不能以交叉询问和质证的方式将这种自相矛盾之处提交陪审团。米兰达规则所提供的保护不能被滥用成在辩护中提供伪证而且不会面临与先前不一致话语对证之风险的许可证。因此我们裁定，使用上诉人早先作出的不一致陈述对其可信度进行的质疑是恰当的。”[10]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66年确立的米兰达规则的基本内容是，执法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必须明确告知对方有权保持沉默和有权会见律师。实际上该规则还具有口供采纳标准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功能。凡是按照该规则进行告知后获得的口供就可以采纳，凡是没有按照该规则进行告知而获得的口供就必须排除。最高法院在哈里斯一案中所做的裁定对该规则进行了修正，使原本完全不具有可采性的非法证据具有了“有限的可采性”—执法人员违反米兰达规则获得的口供不能直接作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依据，但是可以作为对被告人当庭陈述进行质疑的依据。

　　中国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思路也是区别对待，这在两个“证据规定”和《刑事诉讼法》中都有体现。如前所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1条对非法言词证据进行了界定。第2条规定：“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14条规定：“物证、书证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据此，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采取了两分法：第一类是法律明确列举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相当于法定必须排除的非法证据，包括采用刑讯方法获得的被告人口供，采用刑讯或威胁方法获得的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第二类是可经补正或解释后再决定是否排除的非法证据，类似于自由裁量排除的非法证据，主要包括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和书证。这样的规定体现了法律规则的灵活性，但是也给该规则的适用带来了难题。

　　首先，上述规定中的一些语言具有模糊性。例如，什么是“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或“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什么是“补正”及如何“补正”？什么是“合理解释”？其次，上述规定“遗漏”了一些非法证据，例如，收集证据的主体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证据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获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采用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的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违反法律规定作出的鉴定意见和勘验、检查、辨认、侦查试验笔录等。再次，上述规定中关于某些非法证据的处分方式不够明确。例如，“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含义究竟是不能采纳还是不能采信？《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中也存在类似问题，例如其第19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20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1）讯问笔录没有经被告人核对确认并签名（盖章）、捺指印的；（2）讯问聋哑人、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人员时，应当提供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员或者翻译人员而未提供的。”按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般原理，排除的含义是不可采纳，即不能进人诉讼程序。“不能作为定案根据”却具有不能采信的含义，容易让人理解为可以进入诉讼程序，但是其证明力应该贬损。

　　作为规范司法活动的法律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该具有明确性、可操作性、可预测性等基本特征。其中，明确性是核心，因为它是可操作性和可预测性的基础。明确性强，规则的可操作性和可预测性就高；明确性弱，规则的可操作性和可预测性就低。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规则的明确性标志着立法技术的水平高低和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因此，立法者在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应该尽可能使用精确的语言进行表述。然而，受概念的模糊性和语词的多义性以及社会语言的发展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法律规则往往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或开放性，即主要含义的相对明晰伴随着边缘含义的相对模糊，或者说，在较为抽象的层面上相对明晰而在较为具体的层面上相对模糊。另外，为了满足普遍适用和长期适用的要求，法律规则也需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因此，立法者在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使用“等”之类模糊化表述方式，也是无奈之举。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通过之后，立法机关的有关领导曾解释说：“对于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供述予以排除，有的建议对采用引诱、欺骗手段取得的口供也应当明确予以排除。经研究考虑：采用引诱、欺骗手段取得的口供、证言也是非法的，也应当禁止，但实践中，存在问题较多，影响较大，重点应当排除的主要是刑讯逼供取得的供述，明确列举，体现了着力解决在惩治犯罪和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11]从立法的角度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这种灵活性可能是必要的，但是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这就会使规则的适用陷入难以统一的境地。下面，笔者仍以欺骗取证为例。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西藏自治区邮政条例

(2012年3月30日西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西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2012]2号



《西藏自治区邮政条例》已经西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2012年3月30日通过。现将通过后的《西藏自治区邮政条例》公布，自2012年6月1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2年3月30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邮政普遍服务，加强对邮政市场的监督管理，维护邮政通信与信息安全，保护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维护用户的合法权益，促进邮政业健康持续发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邮政业规划、建设、服务与监督管理等相关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邮政普遍服务提供政策支持，将邮政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强农牧区的邮政设施建设，促进邮政业与当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各级邮政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按照邮政普遍服务标准组织编制邮政业发展规划。

第四条　自治区邮政管理机构负责全区邮政普遍服务和邮政市场的监督管理工作。

市（地）邮政管理机构在自治区邮政管理机构的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邮政普遍服务和邮政市场的监督管理工作。

发展改革、财政、国土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公安、国家安全、海关、工商、检验检疫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协助做好邮政业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检查、扣留邮件、汇款。

第六条　邮政管理机构、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海关应当相互配合，建立健全安全保障机制，加强对邮政通信与信息安全的监督管理，确保邮政通信与信息安全。

第七条　自治区鼓励和支持多种所有制的快递企业开展快递业务，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

第八条　邮政企业、快递企业应当加强服务质量管理，完善安全保障措施，为用户提供迅速、准确、安全、方便的服务。

邮政企业应当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的规定承担邮政普遍服务的义务。

快递企业提供快递服务应当符合快递服务标准，遵守其公开的服务承诺。

第九条　单位和个人有保护邮政设施、维护邮政通信安全畅通的义务，有权制止、举报破坏邮政设施、危害邮政通信安全的行为。

第二章　邮政设施

第十条　邮政设施的布局和建设应当符合邮政普遍服务标准，满足保障邮政普遍服务的需要，并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第十一条　邮政企业应当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手段，发挥邮政网络、邮政设施、安全保障、信息传递的优势，增强普遍服务能力，满足社会的用邮需要。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统筹安排、合理布局、适当超前、方便用邮的原则，将邮政设施的布局和建设纳入城乡规划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提供邮政普遍服务的邮政设施建设给予支持，重点扶持边远农牧区的邮政设施建设。

第十三条　建设城市新区、开发区、独立工矿区、住宅区以及旧城区改造和乡（村）建设，应当按照统一规划，同时建设配套的提供邮政普遍服务的邮政设施。城市建成区已有的邮政设施不能满足邮政普遍服务要求的，应当扩建或者重建。

较大的车站、机场、大专院校、宾馆、旅游景区（点）等公共服务场所，应当建设配套的邮政服务设施。有条件的地方，应当设置提供邮政普遍服务的邮政营业场所。

第十四条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应当设置接收邮件的场所。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乡（镇）设立邮政普遍服务场所；尚未设立的，邮政企业应当与乡（镇）人民政府签订妥收、妥投邮件的协议。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逐步在有条件的村，设置村邮站；尚未设置的，农牧区村民委员会应当明确接收邮件的场所，负责本村邮件的接收和代转。

第十五条　邮件处理场所的设计和建设，应当符合国家安全机关和海关依法履行职责的要求。

第十六条　新建城镇居民楼应当在便于投递的位置设置与用户数相应的邮政信报箱（群）。邮政信报箱（群）建设纳入建筑工程统一规划，其制作和安装费用纳入建设项目总体预算；设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进行设计；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设置信报箱（群），并与主体工程同时施工、验收；邮政信报箱（群）的验收资料，应当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报邮政管理机构备案。未按照规定设置信报箱（群）的，由邮政管理机构责令建设单位限期设置，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已建成使用的城镇居民楼未设置邮政信报箱（群）的，产权人或者其委托的物业管理单位应当负责补建；逾期未补建的，由邮政管理机构指定其他单位设置邮政信报箱（群），所需费用由该居民楼的产权人或者其委托的物业管理单位承担。

产权人或者其委托的物业管理单位应当负责邮政信报箱（群）的维护和管理。

第十七条　因城乡建设等原因确需征收邮政营业场所或者邮件处理场所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不少于原有面积原址新建或者就近重建；不能在原址新建或者就近重建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提供合理场所或者划拨土地重建。新建邮政营业场所、邮件处理场所在交付使用前，建设单位应当安排过渡场所，保证邮政普遍服务正常进行。

邮筒（箱）、邮政报刊亭确需迁移的，应当迁至方便群众用邮的地方。

新建的邮政设施，邮政企业应当报当地邮政管理机构备案。

第十八条　邮政企业应当保证邮政设施的正常使用，不得擅自改变邮政设施的使用性质。

城乡邮政设施应当标示统一的邮政标志。

第十九条　地名管理部门设置的城市街道、乡（镇）、村庄的名址牌，应当标明邮政编码。

地名和门牌号码发生变更时，各级地名管理部门应当及时通知当地邮政企业。

第三章　邮政服务

第二十条　邮政企业向用户提供普遍服务，应当按照邮政普遍服务标准执行。

邮政企业应当在其营业场所公示服务种类、营业时间、资费标准、邮件和汇款的查询及损失赔偿办法、禁止或者限制寄递物品的规定和用户对其服务质量的投诉办法。

邮政企业应当在其提供的邮件详情单显著位置标明可能影响用户权益的相关内容。

第二十一条　邮政企业寄递邮件，应当符合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规定的寄递时限和服务规范，禁止积压。

乡（镇）人民政府所在地邮政营业网点每周营业时间应当不少于5天，投递邮件每周至少5次。

第二十二条　邮政企业在交通不便的边远农牧区每周的营业时间以及投递邮件的频次，由自治区邮政管理机构制定，报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二十三条　邮政企业应当依法建立并执行邮件收寄验视制度。

邮政企业在收寄过程中发现用户交寄国家禁止寄递的物品，应当拒绝收寄。已经收寄的邮件中发现有上述物品的，邮政企业应当立即停止转发和投递。对其中依法需要没收或者销毁的物品，邮政企业应当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并配合有关部门进行处理。

交寄邮件的用户应当遵守国家和自治区关于禁止寄递或者限制寄递物品的规定，不得通过寄递渠道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四条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收发人员、邮件代收点和村民委员会指定的邮件代收人接收邮政企业提交的邮件时，应当当场核对、签收，并负有邮件的保管、及时转交和保密义务；无法转交或者误收的邮件，应当及时通知邮政企业处理。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未经批准仿印邮票和邮资图案；

（二）伪造、变造邮资凭证；

（三）私拆、隐匿、毁弃他人的邮件；

（四）擅自使用邮政专用名称，伪造或者冒用邮政专用标志、专用工具、专用品；

（五）损毁或者擅自迁移邮筒（箱）、邮政报刊亭、邮政信报箱、邮政编码牌等邮政设施，擅自开启和封闭邮筒（箱）、信报箱；

（六）非法拦截运邮车辆；

（七）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六条　用户交寄给据邮件后，对国内邮件可以自交寄之日起一年内持收据向邮政企业查询，对国际邮件可以自交寄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持收据向邮政企业查询；邮政汇款的汇款人自汇款之日起一年内，可以持收据向邮政企业查询。邮政企业应当负责免费查询，并依法将查询结果以书面或者其他方式通知查询人。

第二十七条　邮政企业对平常邮件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邮政企业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平常邮件损失的除外。

第二十八条　邮政企业对给据邮件丢失、毁损、短少的，应当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九条　邮政企业应当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因突发事件发生服务阻断时，邮政企业应当按照应急预案及时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并向当地人民政府、邮政管理机构报告。

邮政企业应当配合当地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做好所在地邮政服务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

因自然灾害、社会事件、生产安全事故、经营不善等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邮件积压的，邮政企业应当及时组织和调配运力，进行有效疏运。

第三十条　邮政企业应当建立和完善服务质量管理制度，设置用户监督信箱、公布监督电话号码，接受社会和用户对邮政企业服务质量的监督。

邮政企业对用户的投诉，应当自接到投诉之日起30日内将处理结果答复用户。

用户对处理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邮政管理机构申诉。邮政管理机构应当自接到申诉之日起30日内作出答复。

第三十一条　邮政企业及其从业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拒绝办理依法应当办理的邮政业务；

（二）擅自中止提供邮政服务；

（三）强迫用户使用邮政业务；

（四）故意延误投递邮件；

（五）拒绝用户使用有效邮资凭证交寄邮件；

（六）擅自变更邮政业务收费标准或者增加收费项目；

（七）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二条　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原因暂时停止办理或者限制办理邮政普遍服务业务的，邮政企业应当及时公告，采取补救措施，并向自治区邮政管理机构报告。

第四章　邮政保障

第三十三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自治区邮政管理机构应当积极争取国家支持，保障边远地区的邮政服务工作。

自治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邮政普遍服务、特殊服务的补偿机制，对邮政企业提供邮政普遍服务、特殊服务给予补贴。

邮政企业对国家和自治区给予的邮政普遍服务的补贴，应当向边远农牧区倾斜。

第三十四条　非营利性邮政设施用地按照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项目用地的规定，由建设单位提出申请，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以划拨方式确定土地使用权，并免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邮筒（箱）和占地面积6平方米以内的邮政报刊亭等邮政服务设施，免缴城市道路占用费。

第三十五条　带有邮政专用标志并用于提供邮政普遍服务的运邮车辆，经自治区邮政管理机构认可和交通运输管理机构批准，免予办理道路运输证。

第三十六条　带有邮政专用标志并用于提供邮政普遍服务的运邮车辆在运递邮件途中，通过检查站、桥梁、隧道时，应当优先放行。

第三十七条　带有邮政专用标志并用于提供邮政普遍服务的车辆运递邮件，确需通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划定的禁行路段或者确需在禁止停车的地点停车的，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同意，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以通行或者停车。

带有邮政专用标志并用于提供邮政普遍服务的车辆运递邮件时发生轻微事故的，应当适用简易程序处理后予以放行；因收集证据需要确需暂扣车辆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告知有关企业，协助保护邮件的安全并为邮件的转运提供便利。

第三十八条　机场、码头、车站应当为邮政企业提供装卸、转运邮件作业场所和邮政车辆出入通道，具体位置与面积由邮政企业与相关单位协商确定。

第三十九条　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住宅区物业服务企业以及其他组织，应当为邮政企业投递邮件提供便利，保障邮件的正常投递。

第五章　快递服务

第四十条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经营快递业务的，应当依法取得自治区邮政管理机构的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跨自治区经营或者经营国际快递业务的，应当依法取得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的快递业务经营许可，并向自治区邮政管理机构备案。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许可，不得在自治区范围内经营快递业务。

第四十一条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如需在自治区范围内设立、合并分支机构或者撤销营业网点的，应当向自治区邮政管理机构备案。

第四十二条　快递企业应当加强快递服务网络的建设和管理，保障快递服务网络的安全和畅通，接受邮政管理机构、国家安全机关等相关部门的监督，并为其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第四十三条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按照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的许可范围和有效期经营快递业务，不得经营由邮政企业专营的信件寄递业务，不得寄递国家机关公文，不得将信件打包后作为包裹寄递。

第四十四条　快递企业不得擅自中断提供快递服务。确需临时歇业的，应当提前7日书面告知所在地邮政管理机构，同时在营业场所及有关媒体上公告，并及时妥善处理未处理的快件。

快递企业停止经营快递业务的，应当书面告知邮政管理机构，交回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并对尚未投递的快件按照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的规定妥善处理。该企业无法处理的，由邮政管理机构指定其他企业代为处理，所需费用由该企业承担。

第四十五条　邮政管理机构应当向社会公布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的颁发、变更、年度报告、注销等事项，并为社会公众的查询提供方便。

第四十六条　快递企业运递快件的专用车辆应当喷涂快递专用标志，依法办理道路运输证。

从事快递业务的专用车辆在投入使用前，应当将车辆相关材料报邮政管理机构审核，由邮政管理机构将符合条件的快递专用车辆资料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和交通运输管理机构备案。

第四十七条　小型客车作为城市快件运输专用车辆的，应当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交通运输管理机构同意，并按规定改装。

第四十八条　快递企业接受网络购物、电视购物和邮购等经营者的委托提供快递服务的，应当与委托方签订安全保障协议和诚信经营承诺协议，并报自治区邮政管理机构备案。

第四十九条　快递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为企业提供信息、培训等方面的服务，引导快递企业依法、诚信经营，维护快递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快递行业的健康发展。

第五十条　本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九条关于邮件的规定，适用于快件；第十五条关于邮件处理场所的规定，适用于快件处理场所；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和第三十一条第六项关于邮政企业及其从业人员的规定，适用于快递企业及其从业人员；本条例第三十七条关于邮政运邮车辆的规定，适用于快递企业运递快件的专用车辆。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五十一条　邮政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监督管理制度，加强对邮政普遍服务和邮政市场的监督管理，对邮政企业使用邮政普遍服务、特殊服务补贴资金实施监督。

第五十二条　邮政管理机构应当对邮政企业和快递企业有关寄递业务的经营和服务质量实行监督管理，健全邮政普遍服务、快递服务质量用户申诉制度和举报查处制度；按照法定程序对邮政企业、快递企业涉嫌违反邮政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维护用户权益和邮政市场秩序。

第五十三条　邮政管理机构应当建立邮政普遍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对邮政企业的普遍服务质量每年作出评价，并向社会公布。

邮政企业、快递企业应当根据邮政管理机构的要求报告企业有关经营情况、服务质量自查情况和统计报表，并及时报告重大通信事故和重大服务质量问题。

第五十四条　邮政管理机构进行监督检查时，监督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

邮政管理机构依法行使监督检查职责时，可以要求邮政企业和快递企业报告有关经营情况。被检查的邮政企业和快递企业应当予以配合，如实提供情况和有关资料，不得拒绝、拖延、阻拦，不得隐匿、销毁、转移原始资料。

第五十五条　邮政管理机构进行监督检查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邮政企业、快递企业或者涉嫌发生违反邮政法律、法规活动的其他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二）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

（三）查阅、复制有关业务文件、单据凭证和其他资料；

（四）经邮政管理机构负责人批准，依法查封违反邮政法律、法规活动有关的场所，扣押用于违反邮政法律、法规活动的运输工具以及相关物品，对信件以外的涉嫌夹带禁止寄递或者限制寄递物品的邮件、快件开拆检查。

第五十六条　邮政管理机构及其执法人员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恪守职责，持证上岗，公正、文明执法。对在监督检查过程中知悉的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第五十七条　自治区邮政管理机构应当指导开展邮政企业、快递企业从业人员教育培训和特殊工种职业技能鉴定工作，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和技能。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八条　邮政企业、快递企业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不建立或者不执行收寄验视制度或者寄递国家禁止寄递物品的，对邮政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对快递企业，邮政管理机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其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

用户在邮件、快件中夹带禁止寄递或者限制寄递的物品，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有前两款规定的违法行为，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九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有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四项行为的，由邮政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没收伪造的邮政专用品以及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条　邮政企业有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行为之一的，由邮政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邮政企业从业人员有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四项行为，故意延误投递邮件的，由邮政企业给予处分。

邮政企业、快递企业有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六项行为的，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的规定处罚。

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邮政企业和快递企业拒绝、阻碍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对快递企业，邮政管理机构还可以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其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

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邮政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在监督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八章　附则

第六十四条　本条例自2012年6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