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动产抵押权与留置权并存时，留置权人优先受偿问题的思考

中国政法大学2002级法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姬晓红

一、 抵押权和留置权的区别
抵押权和留置权作为两种典型的物保方式，都旨在利用物的交换价值保障债权的实现，但是二者存在着诸多的不同。具体而言，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两个物权的性质不同
抵押权是典型的约定担保方式，是按照当事人之间的约定而设立的，非经约定，不产生抵押权。而留置权是法定的担保物权，是依据法律的直接规定而设定的一种物权担保方式，当事人之间不能以协议的方式来设定留置权。
（二）两物权的标的与债权的标的之间的关系不同
抵押权的标的物与债权的标的物之间是没有牵连关系的，抵押权的标的物必须是原来债权标的物以外的财产。而留置权的标的同时也是债权的标的，也就是说债权的成立与留置权的标的物之间有着牵连关系。
（三）二者并非都具有追及效力
抵押权是具有追及效力的，当抵押人将抵押物转让给他人时，抵押权人可以基于抵押权对抵押物行使权利。当他人侵夺抵押权人对抵押物的占有时，抵押权人也可以基于抵押权追回抵押物；而留置权没有追及效力，留置权的成立以占有债务人的财产为要件，如果留置权人丧失了对留置物的占有，留置权即归于消灭。留置物的占有被侵夺时，留置权人对于侵夺人不得基于留置权而请求其返还留置物，只能基于合法占有请求返还留置物。
二、 动产抵押权与留置权的竞合
按照两者设立时间的先后，动产抵押权和留置权并存通常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抵押权设定在先，留置权成立在后
其具体的表现形式为A将某动产抵押与B，后来因为加工、修理等事由，A与C发生了债权债务关系，因A不能如期清偿债务，C将该动产留置。
(二)留置权成立在先，抵押权设定在后
根据抵押权设定人的不同，这种情况又包括两种情形：
1、设定人为留置物所有人的情形
表现为A作为动产的所有人，在A将该动产交与C修理、加工时，因欠交付加工费或修理费而被C留置，随后A又在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中，将该动产抵押给B。
2、设定人为留置物占有人（留置权人）的情形
表现为A作为动产的所有人，在A将该动产交与C修理、加工时，因欠交付加工费或修理费而被C留置，随后C在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中，以其留置物作为抵押物向其债权人B进行抵押。
三、 同一担保物上两项权利竞合时的效力
当动产抵押权和留置权这两种担保物权并存时，哪项权利具有优先效力就产生了担保物权竞合的效力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我国的《民法通则》和《担保法》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九条对此规定为“同一财产上抵押权和留置权并存时，留置权人优先于抵押权人受偿”。然笔者认为该条规范地过于简单，难以满足复杂的司法实践的需要，应当对动产抵押权和留置权并存的几种情况具体分析，而不能仅仅以留置权人优先受偿一言以蔽之。具体分析如下：
（一）在抵押权设定在先，留置权成立在后的情况下，留置权人不必然具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在正常情况下，留置权优先于抵押权受偿是行得通的。首先从法理的角度讲，一来抵押权是当事人主动设定的，具有融通资金的作用，而留置权是被动发生的，仅仅具有债权担保的作用而没有起到融通资金的作用，因此留置权优先于抵押权受偿符合费用性担保权益优先于融资性担保权益的立法理念。二来留置权是法定的担保物权，抵押权是约定的担保物权，法定的担保物权优先于约定的担保物权符合物权法的原则。其次从实践的角度讲，留置物本来就存放在留置权人手中，一旦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留置权人自然较抵押权人有更加主动的优先受偿权。
但这只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果留置权与债务人恶意串通留置标的物的，则使这一正常的交易发生变异。因此必须将留置权人的主观状态作为考虑因素，以进一步决定其是否具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对于此点，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都规定了善意留置权原则。例如，台湾地区的《动产担保交易法》第四十条规定“抵押人在抵押存续中，不得故意使留置权发生。抵押人故意使留置权发生，致抵押权人受有损害者，应负刑事责任” 。《美国统一商法典》也体现了这一精神。此等立法颇值得我国加以借鉴。否认担保权利的次序和抵押登记的对抗效力，原本就易引发欺诈和恶意同谋等不法之举。如果对留置权人的恶意行为熟视无睹，仅仅强调留置权人的优先受偿权，不仅与民法的基本精神相悖，而且使债权人在选择担保方式时对动产抵押方式予以保留，从而不利于资金的融通和商品的流通。
再则根据我国《担保法》第八十四条“因保管合同、运输合同、加工承揽合同发生的债权，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债权人有留置权。法律规定可以留置的其他合同，适用前款的规定”，可知我国留置担保方式的范围并不是封闭的。因此如果我国欲扩大留置权的适用范围，也应根据具体的情形予以对待。也就是说只有对特定标的物提供劳务或材料的留置，留置权人才可以在标的物增值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如果对留置权的范围不加限制，对那些不包含劳务和材料的留置，仍赋予优先效力，也同样不利于抵押权人权利的实现。
总之，在抵押权设定在先，留置权成立在后的情况下，应规定只有善意留置权人才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同时对于留置权人所享有的优先受偿权应当以对特定的标的物提供劳务或材料的留置为限，在标的物增值范围内享有。
（二）在留置权成立在先，抵押权设定在后的情况下，留置权人也不必然具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具体分述如下：
1、抵押权设定人为留置物所有人的情形
从法理上讲，留置物虽然被留置权人所留置，从而留置物的所有人无法占有该物。但是，留置物的所有权并没有发生转移。针对抵押这种方式而言，该方式不需要抵押人转移物的占有，它只要求抵押人对物享有处分权，因此留置物的所有人仍然可以在其财产留置后，于留置物上设定抵押权。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留置权成立在前，留置权人又占有标的物，则此时无论抵押权人知道物上已经设有留置权与否，留置权均应优先于抵押权受偿。这从表面上看，似乎对不知抵押物已经被留置的抵押权人不公。其实在实践中，只要抵押权人稍加注意抵押财产的状况，就应当知道抵押物已经被留置的事实。因此，对于抵押权人并无不公之说。在这种情况下，留置权人当然的具有优先于动产抵押权人受偿的权利。
2、抵押权设定人为留置物占有人（留置权人）的情形
留置权作为一种法定债权担保方式，其担保价值首先在于使债权人享有留置标的物的权利，法律基于公平原则赋予债权人得以拒绝返还该物的权利，从而在心理上给债务人以清偿的压力，促使债务人履行债务。留置权的担保价值其次在于使债权人有优先受偿的保证。在确定留置权为担保物权的立法例中，一般都规定留置权人不仅可以就标的物留置，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就留置物直接受偿，以满足其债权，进而保障交易的安全。综上两点可以看出，留置权仅仅是一种担保物权，其不具有用益物权的性质，因此留置权人未经留置物的所有人同意将留置物用于抵押的，抵押应当归于无效，不发生留置权与抵押权并存的问题。留置权人经留置物所有人同意后以留置物设定抵押权的，抵押权有效，此时发生留置权与抵押权竞合的问题。此时，抵押权是担保留置物权人的债务的，抵押权人是留置权人的债权人。基于债务人的权利不能优于债权人的权利，抵押权的效力应当优先与留置权的效力。

以上是笔者就留置权和动产抵押权并存时，孰者效力优先问题的一点思考。广而推之，笔者认为抵押权和质权并存时，质权和留置权并存时也同样存在着种种复杂的情况，我们在实践当中应当分门别类的予以对待，而不能简单的认定一种情况，武断地做出结论。



浅论美国刑事诉讼中的诉辩交易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种种社会原因，犯罪率居高不下，为了以有限的人力、物力解决日益增多的案件，美国一些大城市的检察官开始用协议和交易的方式，换取被告人“认罪答辩”。由于这种结案方式快捷灵活，因而在联邦和各州得到广泛采用。但是，一直是在私底下进行的。直到197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才正式确认了诉辩交易的合法性。美国1974年修订实行的《联邦刑事诉讼规则》明确的将诉辩交易作为一项诉讼制度确立下来。虽然在其发展中遭到一些非议，但当今美国犯罪率高、监狱人满为患、刑事诉讼程序花费惊人等现状，成为诉辩交易发展的温床。据有关人员统计，目前美国有89%以上的刑事诉讼案件需要通过诉辩交易进行，著名的李文和案也是通过诉辩交易来解决的。
一 诉辩交易制度的含义
诉辩交易（Plea Bargaining），又称为诉辩谈判或者诉辩协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院开庭审理之前，提起控诉的检察官为了换取被告方作有罪答辩，提供比原来指控更轻的罪名指控或者减少控诉罪行，或者允诺向法官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建议为条件，与被告方（一般通过律师）在法庭外进行协商谈判而形成的一种司法制度。因为控辩双方都争取有利于己的最佳条件，协商谈判的过程就会出现讨价还价的局面，双方都会要作出不同程度的让步，因而称之为诉辩交易。诉辩交易是在美国广泛适用的处理刑事案件的一种诉讼方式。
美国诉辩交易制度的内容通常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指控交易，是指检察官同意以比原指控要轻的罪名对被告人进行指控，以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二是罪数交易，是指当被告人犯有数个罪名时，检察官以只对其中一罪进行指控，而撤销对另一些罪名的指控为条件，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三是刑罚交易，是指检察官以同意向法官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建议，建议对被告人科处其同意的刑罚，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通常在检察官许诺作出上述一钟或者多种形式的让步之后，只要被告人接受并作出有罪答辩，即达成诉辩交易。
从美国诉辩交易的实践来看，其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诉辩交易适用的案件范围很广。不仅适用于轻罪案件，而且还适用于包括一级谋杀罪在内的重大刑事案件。其二，诉辩交易可以进行的期间较长。不仅在起诉之后到开庭审判之前的阶段可以进行，而且在逮捕之后直到审判终结之前的整个过程都可以进行。
二 美国诉辩交易制度产生的基础
诉辩交易在美国的产生与发展，绝不是偶然现象。它是美国特定社会环境和司法实践的产物。学者们一般认为，诉辩交易制度在美国的存在至少有以下两个基础：
1、当事人诉讼主义理念。美国广泛采用的诉辩交易的作法，虽然是迫于与犯罪作斗争的现实需要而采取的，但它们必然表现出当事人主义诉讼理念的一些本质特征。在美国当事人主义含义颇多，单就与诉辩交易制度产生的相关性而言，至少包括两点：当事人处分原则和法官消极性原则。当事人处分原则，指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诉讼中的请求或标的物。美国刑事诉讼中存在的“罪状认否程序”就是当事人处分原则的体现。诉辩交易的盛行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程序的存在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法官消极性原则是指对于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只要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利益，法官只须照此予以认定，而不必追究其是否真实。因此说诉辩交易也体现了法官对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的选择的尊重。
2、检察官的广泛裁量权。在美国，没有统一的检查系统，联邦和各州的检察机关各自独立，自成体系。检察官可以自由地把法律适用于他的辖区并享有独立的、几乎不受限制的裁量权。美国检察官的广泛裁量权，为诉辩交易的盛行从制度上提供了便利条件。正因为检察官拥有了减少、减轻控诉和刑罚的权力，才有了与辩方交易的资本，以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从而以较高的效率应付堆积如山的案件，确保整个司法体系的正常运转。
美国在刑事诉讼中大量采用诉辩交易，使案件的定罪与量刑能同时得到迅速而彻底的解决，绝大部分刑事案件避开了冗长繁杂的审判程序，避免了审前羁押阶段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大大缩短了刑事案件的处理时间，提高了整个司法体系的营运效率，使有限的司法资源得以节省。甚至有人认为，如不充分运用诉辩交易，美国刑事审判制度就会崩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诉辩交易制度在美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