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情节，是指在某种行为已经构成犯罪的前提下，人民法院对犯罪人裁量刑罚时应当考虑的，据以决定量刑轻重或者免除刑罚处罚的各种情况。
量刑情节必须是在某种行为已经构成犯罪的前提下，于量刑时应考虑的各种情况。因此，量刑情节是不具有犯罪构成事实的意义、不能说明犯罪基本性质的事实情况。如果它本身属于犯罪构成要件的内容，则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事实因素，而不是量刑情节。例如，刑法第314条规定：隐藏、转移、变卖、故意毁损已被司法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这里的“情节严重”是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规定的，因而不是量刑情节。有些事实情况，兼有犯罪构成要件与量刑情节两种功能，这就要根据刑法的具体规定予以区分。例如，危害结果，对某些犯罪来说属于构成要件，因而不是量刑情节；但相对于不以危害结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它则是量刑情节。量刑情节虽然不具有犯罪构成事实的意义，但与犯罪构成主客观要件具有密切联系。例如，手段是否残酷、结果是否严重以及一定的时空条件等，都与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具有密切联系；动机是否卑鄙、成年与未成年，等等，都与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主体相联系。
量刑情节是反映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以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程度，从而影响刑罚轻重的各种情况。既然是量刑情节，当然是影响量刑的情节，但只有当某种事实情况反映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以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程度时，才能影响量刑，因此只有反映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或行为人的人身危险程度的事实情况，才是量刑情节。
量刑情节是选择法定刑与决定宣告刑的依据。在一个犯罪具有几个层次的法定刑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刑法规定的情节选择法定刑。例如，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是否“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便成为选择法定刑的标准。既然该情节影响法定刑的选择，也就影响了量刑，在这个意义上说，数额巨大等严重情节，属于敲诈勒索罪的量刑情节。所应注重的是，在刑法对犯罪只规定了一个法定刑的情况下，量刑情节便不是选择法定刑的依据。宣告刑虽以法定刑为基准，但又可能根据刑法总则的规定突破法定刑，如具有减轻、免除刑罚处罚的情节时，可能突破法定刑，即低于法定刑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处罚，故量刑情节也成为突破法定刑的依据。由于法定刑有一定幅度，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突破，这便使审判人员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而审判人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事实根据，就是量刑情节。

　　作者：蔡祥林
[题 目] 行受贿问题的博弈分析及预防策略

[关 键 词] 行贿、受贿、博弈、预防

[摘 要] 本文主要在对无法律责任状态下以及严格法律责任状态下行受贿问题进行博弈分析的基础上，从经济学的角度观察行受贿的法律问题，为推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深入开展探索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目 录]
一、导言
二、无法律责任状态下的行受贿问题博弈
三、严格法律责任状态下的行受贿问题博弈
四、纳什均衡与帕累托改善
五、预防策略述评
（一）行受贿的证据采信应适用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
（二）建立利益决策人和利益参与人事先隔绝制度
（三）建立健全社会信用评价体系，增加廉洁的社会期待利益
作者信息：贺轶民 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研究室 邮编：100026
电子信箱：heyimin3@sina.com 电话：13601240874或010-65014161


行受贿问题的博弈分析及预防策略

一、导言
在犯罪学史上，古典学派和实证学派就犯罪人是理性人还是经验人这一问题上分歧严重，两者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也因此迥异。迄今为止，它仍是犯罪学中格外引人注目并有待进一步廓清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假设犯罪人是非理性的，由此派生而出的预防策略自然更多地关注在如何设计一个法律制度的同时，通过优化包括道德伦理在内的各种社会手段，来促使犯罪人从非理性向理性转化，以求客观地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假设犯罪人是理性的，犯罪和非犯罪各自产生的期望值，便自然是犯罪人权衡取舍的内心尺度，由此而及的预防策略似乎也就应更多地关注犯罪人内心尺度的形成。尽管如此，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犯罪人与其他非犯罪人一样具有理性能力和相当的（或一定的）自由意志，他们的犯罪行为是他们在一定的环境之下做出的相对自由的选择” ，这便构成了社会（或国家）追究犯罪人的法律责任或道义责任的人性基础。
现代博弈理论的诞生，使我们的直觉更加敏锐并为我们观察熟悉的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其思想与方法正日益深入到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之中，对人类行为规律的系统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求解博弈，首先必须就参与人如何决策做出一个基础性的假定：参与人理性意味着他们总是偏好于更高收益的结果而不是更低收益的结果。在本文中，参与人就是行、受贿人，一个前提性假定是行、受贿人为理性人，这样它能使博弈理论为我们理解法律是如何影响人们行为提供洞察力。
二、无法律责任状态下的行受贿问题博弈
无法律责任状态下的行、受贿问题，是一个标准的两人两战略博弈，可以用表2（1）来表示。在无法律责任状态下，行贿人行贿和受贿人受贿不承担法律责任，这是一种假定的标准状态。实际上，当受制于证据等因素，法律对行贿人、受贿人的制裁不力时，相当部分行贿人、受贿人由于方式隐蔽可能逃避法律责任的承担，这种实际模式就会无限趋近于无法律责任的标准状态，因此，我们考察这一问题时就选择以标准状态为对象。
受贿人
行贿人 受 贿 不受贿
行 贿 10，10 5，0
不行贿 0，5 0，0
表2（1）
如表2（1）所示：因无法律责任，行贿人行贿和受贿人受贿都将获得10个利益单位而不产生负利益，行贿人不行贿的同时受贿人不受贿，双方都将不获利。如果行贿人（1）一方行贿、受贿人不受贿，由于行贿人（1）行贿的行为，使得受贿人即使未接受其贿赂，但相对增加了行贿人（2）、（3）······等的行贿成本，而造成受贿人受贿的期待利益增加，这样行贿人虽然不能获得10个利益单位，但有可能获得5个利益单位。同样地，受贿人受贿（索贿），行贿人（1）虽然不行贿，受贿人也将有可能获得5个利益单位。在这个博弈当中，行贿人和受贿人即使事先双方互不认识，但是不论受贿人是否受贿，行贿人采取行贿的战略都将占优，也就是说行贿人行贿的战略优于不行贿的战略。同样地，对于受贿方来说，受贿的战略是他的占优策略。不论行贿方是否行贿，受贿人采取受贿的战略都优于不受贿的战略。因此，受贿人受贿、行贿人行贿的策略是严格占优策略，而受贿人不受贿、行贿人不行贿的策略是严格劣战略。在这个两人的博弈当中，行贿人最终会行贿，受贿人最终会受贿，就是这个博弈的解。
通过求解这个博弈，我们就会发现，由于法律责任的缺失，行受贿问题将会泛滥。即使双方互不知道对方将如何行为，行受贿也是人们追求利益的一个必然选择。
三、严格法律责任状态下的行受贿问题博弈
在严格法律责任状态下，行贿人和受贿人都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是一个标准的两人协调博弈。如表3（1）：
受贿人
行贿人 受 贿 不受贿
行 贿 10，10 -8，0
不行贿 0，-8 4，4
表3（1）
在这个博弈当中，行贿人行贿的同时受贿人受贿，双方都将获得10个利益单位。行贿人行贿而受贿人不受贿，行贿人可能因此遭受到8个利益单位的损失。行贿人不行贿而受贿人受贿（索贿），则受贿人有可能遭受8个利益单位损失。如果行贿人不行贿、受贿人不受贿，双方虽然在贿赂问题上不能获得利益，但是有可能各获得廉洁期待利益4个单位。行贿人和受贿人选择的战略是好还是坏，取决于对方怎么选择。如果行贿人确信受贿人欲获得10个利益单位而受贿，则行贿人也将行贿；如果受贿人确信行贿人欲获得10个利益单位而行贿，则受贿人将受贿。每个人获利的兴趣不冲突，但只有在对方选择最优反应时才有效，而实际上在双方互不认识的情况下，没有谁能确信对方会行贿（或受贿），除非事先双方达成一个稳定的协议。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用P1表示受贿人受贿的概率，则1?P1为不受贿的概率。不论受贿人以多大的概率P1受贿（或者不受贿），10×P1加上-8×（1－P1）的数值就会相应地决定行贿人是否行贿，如果这个数值大于4（行贿人不行贿的收益），即 P1的值大于2/3，也就是受贿人受贿的概率大于2/3的话，行贿人就有可能会选择行贿。
四、纳什均衡与帕累托改善
在表3（1）当中存在3个纳什均衡 ：两个纯战略均衡T（10，10）与T（4，4），以及一个混合战略均衡。在这些战略均衡中，我们如何预测参与人将选取什么战略并不是立即就能自我确定的。一种在不同的纳什均衡中进行选择的方法是考察不同的均衡并看它们中是否有一个均衡特别突出，这样的战略组合是一个聚点，它也被称为萨林点 。在表3（1）中的T（10，10），即（行贿人行贿、受贿人受贿）这样的均衡就是一个萨林点。这与前面的论述是一致的：即使受贿人和行贿人事先不认识，一方并不知道对方将如何行为（无知之幕） ，但是只要行贿人确信受贿人将会有2/3的概率受贿，行贿人的胜算就已经很明显地超出。运用这一分析，我们也就能够较为清楚地得出一些领域行、受贿人事先并不认识却能很快达成相互一致的稳定协议，而成功地完成行、受贿的博弈。当然，这个无知之幕是一种理想状态。如果假定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功利主义者的话（尤其对于一个商人来说），他必然会去收集信息调查可受贿对象的受贿概率，尽管这会耗去其相应的信息成本，他也会尽可能地去揭开这无知之幕，除非当一个社会实际的博弈已经确立了相应的排除规则，或者行贿人所耗去的信息成本已经超过了他的期待利益。
我们再来研究一下表4（1）和表4（2）的博弈。
受贿人
行贿人 受 贿 不受贿
行 贿 10，10 -8，0
不行贿 0，-8 8，8
表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