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异同

徐英杰 鲁开凌


2001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同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作为此次〈〈婚姻法〉〉修改中新增的内容，由于〈〈婚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对此规定的比较原则，在审判实践中不好把握，笔者结合新〈〈婚姻法〉〉实施以来自已在审判实践中对该类案件处理之经验总结，为了更好地处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案件，特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概念、相同点与不同点作以下粗浅的分析，供方家指正。
一、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概念。
所谓无效婚姻，是指缺少婚姻成立的法定要件而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违法婚姻，即因为男女双方的结合由于不符合我国现行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实质要件，因而自始即不具备婚姻的法律效力。
关于无效婚姻的种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条作了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关系无效：（一）重婚的；（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四）未到法定婚龄的。”。
所谓可撤销婚姻，是指男女一方违背另一方的真实意愿，胁迫另一方与之结婚，受胁迫的一方可在法定的期限内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的婚姻。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二、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共同点。
1、有权宣告婚姻无效和可撤销婚姻的国家机关均为婚姻登记机关和人民法院。
2、婚姻被宣布无效或者被撤销，均是自登记之日起无效，双方当事人均不具有夫妻的权利。
3、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商处理，协商不成时，均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依法判决。因重婚导致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利。
4、同居期生育的子女，均适用婚姻法有关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之规定。
5、人民法院审理这两类案件均不适用调解，应当依法判决，判决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均不能再就婚姻效力问题提出上诉。
三、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区别。
1、结婚时欠缺的结婚条件不同。
可撤销婚姻所欠缺的是婚姻当事人违反“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
而无效婚姻是指当事人因违反结婚的禁止性规定，登记结婚时欠缺结婚的实质条件。
2、时效不同
宣告无效婚姻是绝对无效，只要符合宣告无效婚姻的几种情形即无效，不因时间的经过而消灭；例外情形：司法实践中主要包括，因未到法定婚龄而结婚，起诉离婚时双方年龄均已在法定婚龄之内。有禁止结婚亲属关系的已生有子女或不能生育的。这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规定的情形：“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而可撤销婚姻是相对无效，它有时间限制，因时间的经过而消灭。即，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3、请求人不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七条规定：有权依据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向人民法院就已办理结婚登记的婚姻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主体，包括婚姻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利害关系人包括：（一）以重婚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当事人的近亲属及基层组织。（二）以未到法定婚龄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未达法定婚龄者的近亲属。（三）以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当事人的近亲属。（四）以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与患病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近亲属的认定，应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二条的规定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因受胁迫而请求撤销婚姻的，只能是受胁迫一方的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

通联：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凌城法庭
ＴＥＬ：０５１６－８２３１０１２


　　　　　　　　　　　　　保险合同纠纷审判实务疑难问题探讨

　　　　　　　　　　　　　　刘竹梅，林海权 最高人民法院

　　近年来，保险合同纠纷案件逐年上升，案件类型更加多样，新型、疑难案件不断出现。为解决保险法适用中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对一些典型性案件做了批复和政策指引，各地法院也先后出台了一些规范性意见，但裁判标准不统一的情况仍然存在。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启动了保险法司法解释的起草工作，就保险法保险合同章的规定，结合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审理中亟需解决的问题进行解释。笔者作为该司法解释的参与者，就保险合同纠纷审判实务中的一些疑难问题予以探讨，但文中所表述的观点仅代表个人的理解与认识。

一、保险利益原则的理解与适用

（一）保险利益的界定：如何理解“承认的利益”保险利益界定是保险法适用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因为其涉及到保险合同的效力认定。保险法将保险利益界定为 “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对于如何理解该表述中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存在不同认识。一种观点认为，保险利益的存在必须以实体法上的权利为基础，只有作为承保财产的合法权利人才具有保险利益，例如财产所有人、经营管理人、保管人、承揽人、承运人、承租人和抵押权人等。另一种观点认为，保险利益是指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物具有的经济利益关系，该利益关系并不限于实体法上的权利，包括所有事实上的经济利益关系。根据前一种观点，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在取得标的物所有权之前对买卖的货物没有保险利益，即使该货物的风险已经转由买受人承担；根据后一种观点，既然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买受人当然具有保险利益，即使其不是所有权人。

从历史发展看，保险利益学说经历从一般性保险利益到技术性保险利益，再到经济性保险利益等学说的发展。[1]一般性保险利益学说将保险利益与保险标的物所有权等同起来，认为只有保险标的物所有权人才有保险利益。技术性保险利益说虽将保险利益从所有权概念中分离出来，但仍以法律规定的权利为基础来判断保险利益是否存在。这使得保险只不过是法律上损害赔偿的替代品而已，无法发挥保险制度分散损失与危险于共同团体之经济效用。[2]于是出现了经济性保险利益学说。该说认为，保险是分担危险、对损失进行补偿的一种制度，只要投保人对某一物存在经济上的利益，即可订立保险合同。[3]该观点为保险业的发展留下更大的发展空间，也是当前世界各国的主要做法。因此，对我国《保险法》第12条所表述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似应解释为法律上承认的所有经济利益关系。“法律上承认”应指的是“保险利益”的“合法性”要求，而不是要求“法定权利”为基础。正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刘宗荣所言，保险利益，不只是必须有利害关系，而且这种利害关系，必须是可以保险的，也就是经过法律的价值判断，被认定为正面的。[4]因此，“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不能解释为“合法权利”，而应理解为“合法的经济利益”。[5]

（二）保险利益的界定：如何理解“合法性”

　　既然只有合法的保险利益才可作为保险标的，那么如何理解“合法性”？审判实践中对此存在不同观点。有观点认为，财产保险利益是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物具有的利益关系，保险标的物不合法并不代表保险利益不合法，因此，有些财产的实体法权利虽存在瑕疵，但仍可能是可保利益，例如违章建筑虽然不是合法财产，但所有权人在投保火灾险时对违章建筑仍具有可保利益。另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合法的保险标的物才具有保险利益，不合法保险标的物不具有可保性，因此，所有不合法的财产都不能作为保险标的。根据该观点，违章建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作为保险标的物。在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的起草论证中，大家一致认为毒品不具有可保性，但对违章建筑、走私物品、盗窃物、违法种植的树苗等是否具有可保性存在较大争议。

如前所述，经济性保险利益学说代表着保险利益学说的发展方向，也更符合保险行业的发展需要。根据经济性保险利益学说，保险标的物与保险利益具有不同指向，保险标的物是保险事故发生时遭受损失的财产，保险利益则是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物具有的经济上的利益关系，即标的物发生保险事故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物的实体法权利虽然存在瑕疵，但并不能排除其对该标的物的利益关系，该标的物发生保险事故的，被保险人仍遭受经济损失。例如，对于违章建筑，其虽然不符合行政管理法规，但只是在价值形式上不能等同于合法产权的房屋，其所有人为建设该房屋需投入一定的资金、劳务，其使用的建筑、装饰材料等客观上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如发生火灾等事故，其仍将可能遭受一定的损失。而且，该建筑物上存在的瑕疵并不当然意味着该瑕疵无法消除或补正，被保险人仍可能取得完全合法的所有权。因此，不能否认其可保性。至于保险利益自身所应具有的“合法性”如何判断，则应以是否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或公序良俗为标准，违反的即为不适法利益。[6]例如，毒品、走私物品则属于强制性法律明确禁止交易的物品，任何人对其不具有保险利益。

（三）保险利益的效力：在他人保险利益范围内投保如何处理

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是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物的合法经济利益关系，同一保险标的物上可能存在不同保险利益。不同的被保险人在各自的保险利益范围内进行投保的，保险合同有效。被保险人在他人保险利益范围内投保的，保险合同是否有效、保险公司是否应承担保险责任则存在疑问。例如，货物承运人对于其承运的货物享有的是责任保险利益，而不享有所有权保险利益，但由于财产损失险的保险费率通常高于责任险的保险费，有的保险代理人会诱导货运承运人投保财产损失险，在此情况下，承运货物发生毁损灭失的，保险合同是否有效？实践中，承运人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的，保险公司通常会以其并非财产所有权人为由拒赔；财产所有权人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的，保险公司通常会以其并非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拒赔。审判实务界大部分观点认为，保险公司应承担责任，至于承担责任的依据，有保险责任说、缔约过失责任说、侵权责任说等不同观点；个别观点认为，保险公司无需承担保险责任。

从保险运行原理来看，被保险人在他人保险利益范围内投保的，保险利益在合同订立时即不存在，而且在整个保险合同存续期间，除非特别事由发生，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都不具有保险利益。既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物不具有保险利益，保险人当然无需承担保险责任。但是，当前保险市场上之所以存在相当数量的在他人保险利益范围内投保的情形，主要原因在于保险公司及其代理人没有尽到应有的提示、说明义务，有些情况甚至是因保险代理人的诱导行为产生的，如果完全否认合同效力，实际上是允许保险公司逃避保险责任。在其他同等保单中，保险事故没有发生，当事人一般不会产生争议，保险合同效力不会受到质疑，保险公司收取的保费无需返还，如允许保险人对已经发生的保险事故拒绝承担保险责任，将在实质上造成权利义务的不对等。因此，为减少保险人的销售误导行为，防止保险人任意以保险利益不存在为由拒赔，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应要求保险人承担一定的责任。至于承担责任的依据，以侵权责任为基础可能更为妥当。首先，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不具有保险利益，要求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保险原理。其次，承担缔约过失责任通常以合同不成立或无效为前提，且仅赔偿信赖利益损失，但在他人保险利益范围内投保情形下，保险合同是否当然无效存在争议，且仅要求保险人赔偿信赖利益损失不能达到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目的，故以缔约过失责任为基础不妥。第三，以侵权责任为基础符合法理，也能更好地平衡双方利益关系。由于保险的专业性，为保护被保险人利益，保险法规定了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该义务应包括对保险利益的说明，保险人未对被保险人就“不具有保险利益将导致无法理赔”进行说明的，应承担侵权责任，这符合侵权法的基本原理。[7]从法律后果来看，保险人承担侵权责任的赔偿数额原则上相当于保险赔偿金的数额，但如投保人自身也存在过错，则可基于与有过失原理适当减轻保险人的赔偿责任。

二、保险告知义务的理解与适用

（一）告知义务的主体：被保险人是否承担告知义务

关于告知义务人的主体，《保险法》第16条仅将投保人规定为义务主体，但理论界与实务界均有观点认为，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一致时，应将被保险人也视为如实告知义务的主体。[8]这是因为：首先，要求被保险人承担如实告知义务符合立法目的。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物的风险状态更为最清楚，对重要事实的了解程度高于投保人，对被保险人课以如实告知义务更有利于保险人准确评估危险。其次，要求被保险人承担如实告知义务更有助于防范道德风险。由于只有被保险人完全了解自身风险状况，如仅投保人承担如实告知义务，则明确知道自己不符合承保条件的被保险人，可通过他人代为投保逃避如实告知义务。此外，要求被保险人承担如实告知义务，也符合域外立法的趋势。[9]当然，由于《保险法》第16条所确立的告知范围仅限于保险人询问范围，故被保险人仅只有在保险人询问情况下才需承担如实告知义务。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一致，只要一人如实告知即可。因此，在被保险人是投保人以外的第三人的情况下，被保险人负告知义务更符合保险法的精神。

（二）告知义务的违反：合同解除与保险人拒赔的关系

关于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保险法》第16条采取双轨制模式，规定解除合同和拒绝赔偿两种法律后果，并设置不同的构成条件。关于保险人解除合同与拒绝赔偿的关系，审判实践中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保险人拒绝赔偿是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保险人拒赔必须以解除合同为条件；一种观点认为，保险人解除合同与拒绝赔偿是相互并列的法律后果，二者相互独立，保险人拒绝赔偿无需以解除合同为条件。

从保险法的立法角度看，第一种观点似更为符合立法原意。首先，该观点符合《保险法》第16条的文义标准。根据《保险法》第16条第4款和第5款的表述，保险人对“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根据文义解释，保险人拒赔以合同解除为条件。第二，该观点符合《保险法》第16条的体系标准。《保险法》第16条是完整的体系，第1款规定如实告知义务的范围，剩余条文规定告知义务违反的后果。第2款规定解除权的行使条件，第3款规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间，第4款和第5款规定解除权的行使后果。根据体系解释，保险人拒绝赔偿是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第三，该观点符合《保险法》第16条的立法目的。为加强投保人利益的保护，2009年保险法增加了不可抗辩条款和弃权条款，对保险人的解除权进行限制。如果保险人可不解除合同直接拒赔，则不可抗辩条款和弃权条款的意义大打折扣。保险人只有在解除保险合同后才能拒赔并非没有例外。在一些短期保险合同中，保险期限可能就一、两年。实践中，有些保险事故虽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可能是在保险合同届满后，保险人一般也是在此时才发现投保人未尽到如实告知义务。在此情况下，由于保险合同因合同期限届满终止，要求保险人解除合同已经不可能，故应允许保险公司直接拒赔。但是，保险公司拒绝赔偿仍然应受到 《保险法》 第3款和第6款的限制，超过不可抗辩期或者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就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不能拒赔。

（三）告知义务的违反：保险合同解除与撤销的关系

保险法如实告知义务制度与合同法可撤销制度都解决当事人订立合同时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那么二者处于什么关系？如果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同时，符合民法上意思表示瑕疵的相关规定，保险人除了依据保险法的规定行使解除权外，是否还可以根据民法上的规定行使撤销权。对此，存在以下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保险告知义务制度是保险法上的制度，民法上的意思表示瑕疵制度是民法上的制度，二者的立法目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均不相同，保险法上保险告知义务的规定并不排除民法上意思表示瑕疵相关规定的适用。另一种观点认为，保险告知义务制度是民法上意思表示瑕疵制度在保险法上的特殊制度，依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应该排除民法上意思表示瑕疵制度的适用。第三种观点认为，应该根据不同的意思表示瑕疵分别对待：如果投保人以欺诈的形式违反告知义务的，保险人除了可以根据保险法的规定解除合同外，还可以根据民法意思表示瑕疵制度的规定撤销合同；如果投保人主观上并没有恶意的，则保险人只能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寻求救济。

从平衡保险人与投保人双方利益关系来看，第三种观点似更为合理。《保险法》第16条第3款规定了不可抗辩期间，自保险人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30日，或者保险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两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保险合同，该条款的目的在于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利益，但该规定也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例如，明知自身不符合条件投保人仍可通过欺诈的方式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如及时发现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要求解除合同的，投保人仅承担合同解除前部分的保险费损失；但如果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成立后两年才发生保险事故的，则保险人因超过不可抗辩期不得解除合同，被保险人仍然可能获得赔偿，这显然不利于惩罚保险欺诈行为。实践中，甚至有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成立两年内发生保险事故，但故意拖延至合同成立两年后才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以规避如实告知义务。为了防范个别投保人利用不可抗辩期间规避如实告知义务，有必要通过合同法上的撤销制度对该类行为进行规范。因此，如果投保人以欺诈的形式违反告知义务的，超过不可抗辩期间，保险人无法依据《保险法》第16条规定解除保险合同的，应允许其根据合同法上的相关规定撤销合同，这也是当前《德国保险合同法》所采的观点。[10]当然，实践中应谨慎适用该规定，只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投保人采取欺诈行为订立合同的，才可允许保险人撤销合同。

三、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理解与适用

（一）明确说明义务的范围：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如何界定

关于明确说明义务的对象，2009年保险法修订时将原来的“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修改为“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将散见在保险单其他条款中涉及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也纳入明确说明的范围。对于如何理解该条的“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理论界的界定方式不一，实务界也存在较大争议，归纳而言存在狭义说和广义说两种观点。狭义说认为，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是我国保险法特有制度，对保险人过于苛刻，在审判实践中已经成为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的兜底条款，社会效果不好，应当严格限制明确说明义务的适用范围，故“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仅包括保险单中责任免除部分。广义说认为，由于保险条款的专业性、复杂性以及保险公司特有的营销方式，投保人经常在尚未了解保险条款的情况下订立保险合同，保险公司经常利用格式条款减轻、免除其保险责任，故应当强化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以促进诚信保险市场的建立，“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 包括保险合同中一切约定保险人不承担或者少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条款。

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界定，应合理平衡投保人与保险人双方的利益。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存在与保护投保人利益息息相关。[11]一方面保险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保险合同所采用的相关条款往往包含大量专业术语，不但晦涩难懂，且内容庞杂，普通的投保人对保险条款难以理解，因此，要求保险人对相关条款进行说明，有助于解决保险人的专业性与投保人的非专业性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12]另一方面，保险条款一般都是由保险人单方提供的格式条款，投保人对保险条款进行实质性修改的难度较大，只剩下“要么接受，要么走开”的权利，因此，保险人在保险合同订立之前应对保险条款中的免责事由进行说明。[13]但是，加强投保人利益的保护不能忽视对保险人运行成本的考量。要求保险人承担广泛的明确说明义务，保险人要支付更高的运行成本，该成本将会以不断提高的保险费转嫁给投保人，不仅加重投保人负担，也可能会抑制保险行业的发展。[14]因此，从保险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界定采折衷观点可能更为妥当，即包括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给付等免除或减轻保险人责任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