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统战部 最高人民法院 等


中央统战部、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民政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等六部门关于落实对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若干问题的说明（节录）
1980年1月5日，中央统战部、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等六部门

一、关于起义、投诚人员的界限
起义、投诚人员的界限，主要根据1957年中共中央10人小组《对“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的补充解释》中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此外，有确凿证明，下列人员也属于起义、投诚人员或按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对待：
（一）所在部队或单位宣布起义时，本人因事在外，但当得知起义消息后，有拥护起义的行动者；
（二）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人员，在其工作所在地区解放前，个人或集体自动脱离国民党部队或党、政、警、宪、特机关，向我人民解放军或政府机关投诚者；
（三）对要求落实政策的原国民党地方武装游击部队的人员，是否属起义、投诚人员或可否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由所在地区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研究确定；
（四）按过去规定，起义地区的国民党的经济企业、文化卫生、科学研究等部门的人员。不算起义人员。但对其中在起义和迎接解放中有重大贡献或立功表现的人员，因历史问题受到各种处理的，亦可按照对待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不究既往，落实对他们的政策。
（五）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人员，解放以前曾与我方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并接受指示为我工作者，对他们的历史问题，也应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对待。
关于起义、投诚人员的范围，由于各地起义的时间有先后，解决方式各有不同，过去各地曾有一些地区性的规定，仍可执行。
二、关于复审和审批工作
……
对建国初期审理的案件，一般不再复查，但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现在本人或其家属提出申诉的，可以受理。对已经处决或死亡的人员，经复查纠正后，恢复其起义、投诚人员名誉，不开追悼会，不做经济退赔，要正确对待其家属子女，消除影响，一视同仁。对现在尚在管制、关押、劳改的人员也应恢复名誉，宣布纠正。复查纠正的案件，原来经法院判决的，均应由法院按照法律手续撤销原判。未经法院判决而以集训、管训等形式直接送劳动改造机关的，由原送单位复查，做出结论。原单位已合并、撤销的，由合并后的机关或其上级机关受理。复查结论由县以上党委审批。
三、关于安置问题
起义、投诚人员因追究历史或主要因追究历史被开除公职或受到刑事处分的，经复查纠正后，应分别情况，逐步解决，适当安置：
（一）原来有工作的，按照本人的年龄、健康状况，由原单位负责联系，就地或回原单位分配适当工作或做退职退休处理。
（二）起义、投诚后原在部队工作的，或在部队有军籍的，分配工作之前，在学习、整训期间受到错判或错处理的，复查纠正后，不再回部队，确实能工作的，由其现所在地区人事、劳动部门负责，评定工资等级，就地分配适当工作；不能工作的，作退职、退休处理。
（三）现在劳改单位的，复查纠正后，由省、市、自治区人事、劳动部门就地安置工作或作退职、退休处理。其中自愿留在劳改单位就业的，逐步转为国家正式职工。
（四）复查纠正后安排工作或作退职、退休处理的，一律自批准复查结论之日起计发工资或退职、退休费；被错判、错处理期间应连续计算工龄。
（五）年老体衰丧失劳动能力只身在农村或外省的起义、投诚人员，复查纠正落实政策后应允其迁回有家属依靠的城镇或原籍与家人团聚。
（六）在起义、投诚中有重大贡献或对台湾有较大影响的人员，各地统战部应做好对他们的政治安排。起义、投诚后已经作过政治安排，以后因受错判或错误处理而被取消了政治职务的，应重新给予适当安排。
（七）特赦和1975年宽大释放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人员中的起义、投诚人员，经查证属实后应恢复其起义、投诚人员身份，按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对待。
（八）安置工作由省、市、自治区党委统一领导，统筹安排，由县以上统战、人事、民政、劳动、公安部门分别负责办理。需要跨省、市、自治区安置的，应加强协作，互相配合。已经分给各地区的安置起义、投诚人员的劳动指标，不得挪用，如发现挪用或假借起义、投诚人员名义占用指标的要严肃处理。
四、关于受牵连的家属子女问题
起义、投诚人员的家属子女，因对起义、投诚人员的错误处理而受到牵连的，在政治上要清除影响。原有工作因受牵连失去工作的，应由原单位与所在地区联系，就地分配适当工作。对起义、投诚人员的家属子女在就业、参军、升学、入党、入团、授予衔位、职称、奖惩等问题上，要看本人条件，不得歧视。

附件：1957年6月《中共中央十人小组对“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的补充解释》中关于起义人员的规定
第七、关于起义人员
（一）起义人员与非起义人员：
国民党军政机构中的起义人员，是指当时谈判协议中所列的各种人员。协议中没做具体规定的，下列人员应当作为起义人员：（1）起义军队的全体军官；（2）起义的国民党县以上和城市区以上政府机关的人员；（3）在地方势力派举行起义的地方，确实参加了起义的国民党中央嫡系军队的军官和国民党党团特务机关中的人员；（4）在参加起义以后转业或者自行离职，后来又重新参加工作的人员。对于上述人员，不论其历史罪恶如何，都应该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处理，不以反革命分子看待。
但有确凿的材料证明是：（1）特务间谍机关利用起义有计划地安置的特务间谍、反革命分子；（2）破坏起义或者解放以后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分子；（3）起义前夕，因抗拒起义而离职脱逃，以后又重新参加革命工作隐瞒了身份的分子；（4）未参加起义，被我接收、遣散的国民党中央嫡系军队的军官和国民党党团特务机关的分子。对于上述四类人，都不应当算作起义人员。
对于起义地区的国民党的经济企业、文化卫生、科学研究等部门的人员，不要当做起义人员，应当以留用人员或职工群众看待。


法官心中的“称” ——法官角色不同侧面的经济学解读

张晋元


内容提要

　　法官是现实当中活生生的人，受各种利益的影响。因此，运用斯密的“经济人”、纳什的博弈论、老百姓的承认的“利益”、威廉姆森的“机会主义”、图洛克与布坎南的“寻租论”、霍姆斯大法官的“坏蛋论”、卡多佐大法官的“厂商论”、波斯纳的“个人效用函数论”、以及古今先哲均承认的“利已人性”等工具，可以了解到在进行其法律职业生涯时，法官内心据以平衡各种关系的“称”是如何运作的，应当设计合理的制度与机制使法官心中的“称”不要走到机会主义道路上去。

关键词：称量；经济人；博弈论；机会主义；寻租；厂商；个人效用函数；利已人性；衡平法


Balance of Judge’s innermost being¬--Economics Comprehension on Diversified Profile of Judge（by Zhang Jinyuan）

Abstract: Judge is affected by various kinds of benefits. So we can understand how judge weigh their interest relationship or count the cost and utility they received in their work according the researching and supposition of “economic person”, games theories, benefit, opportunism, Rent-seeking, manufacturer，personal utility function and human nature of ego.

Key Word：balance, weigh, economic person, games theories, opportunism, Rent-seeking, manufacturer，personal utility function, human nature of ego, equity law


　　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有一句话：天地之间有杆称。其实，任何一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称”。我们研究法律现象，不免要知道在法律行为中当事人及各个角色的主体心中的称是什么。
　　在我国，研究法律问题与纠纷时，通常的做法是只研究当事人双方的利益与对立，正确与错误，事实与应当适用的法律，把法官假定为置之度外的角色。人们经常是把法官个人的角色、个人利益、世界观、知识、好恶、勤拙等置之度外，甚至把正常的法的运行全过程也抛在一边，仅就当事人之间所发生的纠纷进行分析。这种方法，颇似霍姆斯“坏蛋论”中的假设。霍姆斯在《法律之道》中说过，想知道法律是什么，需要从两个“坏蛋”的角度进行观察，这是法官作为纠纷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而言。其实，这只是事情的一部分，不是全部。若将诉讼过程作为一个整体行为，局外人看法官，或在诉讼过程内当事人看法官，实质上，他们也是持有一种“坏蛋”理念的。这时候的“坏蛋”，就是斯密所说的“经济人”，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称”。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知道，“法官心中的称”是什么？他心中的这杆称是如何称量的？通过分析研究，我们可以知道，法官也是“经济人”，法官是博弈的参与者，是追求利益的人，只要有机会他们就是“机会主义者”；若没有健全的制度监控，他们会设法“设租”与“寻租”，他们在做事时常常是依据自己的个人效用函数指引，而古今先哲关于人性的研究对我们的启示，法官具有利已的人性。
　　本文系统地提示了在中国影响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秘密：法官与是追求利益的人，他审理案件与进行判决的过程与结果中掺进了他个人的利益、情感与世界观。因为，法官是现实当中活生生的人，受各种利益的影响。

法官是“经济人”

　　根据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理念，法官是“经济人”。
　　人们立法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追求社会公平，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带来福祉。法学是研究人的，包括自然人和作为社会组织的“人”。当我们使用经济学的方法对法学意义上的“人”进行研究的时候，对法官的具体运动过程进行分析的时候，就不得不按照经济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先明确一些假定或者说约束条件：
　　一、在人类社会中，依照法律运行的人们，包括法律的制定者、政府机关、司法机关等，均是“经济人”，或者说“经济主体”。因此，法官也是一种“经济人”。所以，法官在进行法律的行为的选择时，所依据的首先是经济学原理，其目标是利益或效用最大化。

　　二、为了达到利益或效用最大化，法官用来计算利益的方法是成本或投入——收益法，但要对此做广义的理解，即付出或投入¬——效用法。
　　有些利益可以直接用成本和效用来计算和比较，有些则要考虑其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局部利益和总体利益，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等。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以人们社会行为的“成本” 与效益进行界定。
　　但在研究社会问题例如法律问题而使用经济工具时，就要对这一工具进行扩展性的思维。在这种情况下，值得注意的是：
　　在分析问题的时候，不仅仅是要就一件事情的付出与效用进行比较，而且是要在不同事件之间同时进行付出与效用的比较，这就是经济学上机会成本的概念在这里拓展性的使用了。这种比较，可以是能够用货币指标进行比较的，但在研究法学对象的行为时，更多的是只能够用顺序的大小或优先与否进行比较。

三、法官作为“经济人”或者“经济主体”，直接追求其个人目标利益或效用最大化时，他的行为不一定会给社会带来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

　　虽然斯密对“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作解释时，得出的结论是，“经济人”在主观为自己的同时，客观上为别人谋了利益，从而整体上增进了社会福祉。但实际上，这仅仅是“经济人”进行社会活动的一种结果。另一种则是，他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损害了社会的利益。典型的事例是，司法腐败，给社会整体利益造成极大的损害。

法官是博弈的参与者

　　根据博弈论的主要奠基人纳什的观点，法官是博弈的参与者。
　　博弈论（game theory），又称对策论，实质上是数学，属于运筹学的一个分支，博弈论的主要奠基人纳什因其突出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将。博弈论研究理性的人之间如何进行策略选择。换句话说，博弈论研究如何使得人们在市场经济中，自愿做出有效制度安排，大家加以遵守和实施，以增进社会福利的机制。所以说，博弈论是深刻理解经济行为和社会问题的基础。
　　博弈论假定：人是理性的，或者说自私的，人们在交往合作中有冲突，行为互相影响，信息不对称。他们在具体策略选择时的目的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博弈论用于分析竞争的形势，这种竞争的结果不仅依赖于一个人自己的抉择及机会，而且依赖于其他参与者的抉择。局中每个人都企图预测其他参与者的可能抉择，以确定自己的最佳对策。
　　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人们在进行一项法律行为时，实际上总是在根据当时所处的条件和对手的行为进行选择，即当事人之间存在着策略的对抗、竞争，或者说面对一种局面时的对策选择，这就是博弈。人与人之间或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博弈具有如下特征：（1）有一定的规则：规定参加的对手之间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什么时候结束博弈，犯规将受到什么样的处罚。（2）都有一个结果：要么一方赢另一方输，要么平局，要么参加者各有所得，而且其结果通常能用正或负的数值表示，或者能按照一定规则折算为数值。（3）策略至关重要：参与博弈者的不同策略常常会带来不同的游戏结果。（4）策略和利益相互依存：即每一个博弈者所得结果的好坏，不仅取决于自身策略的选择，也取决于其他参与者策略的选择。
　　法官在每次行动时总会考虑到各种可能的付出成本和收益或效用，他方博弈参与者的成本和收益或效用。法官在面对法律问题时，他在进行一项判决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考量自己的成本与收益或效用，这种考量除了受对方行为人选择策略的影响外，很大的程度上还受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的制约，换句话说，也就是受着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博弈规则的制约。法官在做出行为选择的时候不可能只是就与行为对象之间的关系来考量自己采取的对策，即使他在行为时并未意识到社会可能加诸如于行为人身上的义务，他一定是在综合考量了行为对象、制度设计者、制度维护者针对所有行为主体自身可能采取的选择而后做出自己的选择。
　　法官解决纠纷，会有几种结果，即，当事人双方都满意，双方都不满意，一方满意另一方不满意。一般来说，双方都满意的情况较为少见，双方都满意的结果是皆大欢喜。最麻烦的是一方满意另一方不满意，或者两方面都不满意。某个有权势的人发现自己同弱者发生纠纷，他会很自然地利用自己的权势向法官施加影响，以此影响裁决结果。
　　对法官来说，也许他想防止这种干扰，不想自己的思想受到别人的控制，不甘于为权势所控制。但对法官来说，也许还有另外一种思路。若屈服于权势，自己或许还能得到某种利益，至少不太会受到伤害。若倾向于弱者和平民，得不到什么好处，还可能遭受损失。
　　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威胁更可能来自某个利益集团。“司法界是由人而不是由神组成的职业群体。司法官员行使的权力直接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卷入官司的当事人谋求影响检察官和法官，本来是很容易想见的事情。关键的问题是，假如检察官和法官不能不顾忌这些影响和干预，或者说假如他们不顺从外来的干预，自己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失，那么，独立和公正的司法恐怕只能是托诸空言了。我们现行制度正是把法院以及检察院置于地方权力的控制之下。法官和检察官由地方任命，法院和检察院的经费由地方财政部门控制，司法机关的一切活动都逃不出地方如来佛的手心：用电不能得罪电业局，盖楼不能得罪城建局，孩子上学不能得罪教育局，子女就业不能得罪劳动局，家属农转非不能得罪公安局，更不消说涉及地方经济利益的案件，市长或市委书记一个电话打过来，法院院长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公然抗命的。于是，涉及这类地方势力的案件，地位低下的当事人不就只能是满身的理却赢不了官司么？几年前某市一位检察长试图揪住市长公子的案件不放，结果不等案情查清，检察长先接到调令。他感慨道：从前清官还可以抗命到以身殉道，如今想殉都殉不了。事已至此，夫复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