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发放贷款是一种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有别于民间借贷和一般高利放贷。笔者认为，非法发放贷款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正常的金融市场秩序，但当前对其社会危害性的严重评价尚无定论，因而不宜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一、非法经营罪的行为要件解读

非法经营罪是指自然人或者单位，违反国家规定，故意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非法经营罪构成需要有三个行为要件，即违反国家规定、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我国现行刑法对非法经营罪的表现形式明确了四项：（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四）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其中，第（四）项作为严密刑法分则条文的立法方式，这种“堵截构成要件”具备了堵截犯罪人逃避法网的功能，但同时司法适用中也存在着被滥用的危险，正是“其他”使非法经营罪被带上新口袋罪的帽子。目前对“其他”的理解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其他”的具体内容应该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逐一明确，未予明确的应依照“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不予认定；第二种观点认为，“其他”作为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款，之所以“兜底”是因为法律不能对这类行为作穷尽式的罗列，故只要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就可以该条款规定认定非法经营罪。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一方面，从我国立法现状和司法实践看，何种行为可以认定为刑法中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必须通过另外的立法或者司法解释加以具体明确，这既体现了立法者的本意，也是为了防止该法律规定被滥用。而现已明确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就是指非法从事传销、互联网报务、人体器官移植、外汇买卖、办理结算、票据贴现等活动。另一方面，从我国《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规定的几种非法金融业务形式看，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未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非法外汇买卖、办理结算、票据贴现，根据刑法规定和立法解释，分别应当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和非法经营罪认定外，针对包括非法发放贷款等在内的其他从事非法金融业务的行为并没有明确定性，只是表述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对非法经营罪兜底性条款的适用，不能仅凭违反国家规定、扰乱金融秩序、情节严重三个要件直接套用到犯罪构成要件的评价框架内。

二、非法发放贷款行为不宜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一）非法发放贷款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不明显。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或可能造成这样或那样损害的特性，即行为给社会带来一定不利后果。非法发放贷款的盛行，一方面，由于当前中国股市低迷、楼市欠缺稳定等因素，造成了市民手中现金在通货膨胀的情势下不断贬值，而金融市场提供的投资渠道又单一且盈利不高，在趋利避害的本能主导下民间资金亟须寻求安全与回报；另一方面，由于银行为规避风险抬高了贷款门槛，中小企业由于资信程度不高，缺乏足够财产抵押等，导致亟须大量资金来消除金融危机负面影响的中小企业很难得到银行的资金支持，为缓解资金压力或困境，只能转向民间借贷或高利放贷，这为供需双方提供了一个庞大的地下借贷市场，也催生了大量非法发放贷款行为的泛滥，放贷人也为降低资金可能的损失必然要求发放贷款时以高额利息来分解个案蕴藏的风险。因此，目前非法发放贷款的社会危害性尚不明显或者说有待论证，在此情况下，如果强行以非法经营罪论处并不妥当。

（二）有违刑法谦抑原则之嫌。一是动用刑法调控社会生活时必须以最小量的投入来获取最大化的刑法效益，但对非法发放贷款行为以非法经营罪论处，有可能会妨害中小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运转，甚至导致其资金链断裂或者面临破产等境地；二是刑法只是处于补充、被迫性的调控手段，只有其他法律手段不能发挥作用时才能启用刑法这一强制力手段，但是当前相关法律只是规定超出四倍利息限额不予以保护，即对放贷者的非法利息不予法律保护即可，无须上升到刑事手段对其惩罚，如果在民事手段和行政手段还未充分用尽的情况下就匆忙启动刑事手段，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将难以评估；三是刑法规范的内容和功能效力范围有限而不全面，因而对非法发放贷款只要不出现暴力等非法手段索债，即使产生纠纷，完全可以由民事和行政手段处置。

（三）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我国刑法因发放贷款而构成犯罪的只有高利转贷罪，因为高利转贷罪是在滥用银行信任，严重破坏国家信贷管理制度，影响信贷资金运行质量，扰乱正常金融管理秩序，风险的增大将会造成银行不良资产的增加。但非法发放贷款的来源是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并没有破坏国家信贷资金的管理，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借贷者的生产和生活之需，即使出现风险也由放贷人个人承担，并不牵涉到商业银行资产毁损，如果对非法发放贷款行为进行有效、合理的规范，有理由相信大量非法发放贷款的现象会转化为民间借贷，可以与银行借贷之间形成良性互补，因此，非法发放贷款的危害性远远小于高利转贷。然而，通过比较高利转贷罪和非法经营罪的刑罚，不难发现，高利转贷罪最高刑期是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而非法经营罪最高刑期是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显然，两罪的刑罚轻重并未遵循应与社会危害性大小成正比的刑法原理，这无疑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要求背道而驰。

（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检察机关为民营经济服务的思考

大港区检察院 赵福杰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政策，作为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民营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有学者称之为民营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春天。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职能部门，在深入学习和领会十六大精神的同时，也应当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真正发挥自身优势，把检察职能融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实践当中去，积极探索服务民营经济的新途径、新方法、新思路。因此，本文拟就检察机关如何为民营经济服务问题作一探讨和研究。
一、把握民营经济的法律定位，转变传统观念，不断增强为民营经济服务的意识。
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伴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也几次修订，每次修订大多牵涉到相应的经济问题，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1982年宪法首次承认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并明确了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1988年修宪，对私营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明确，1998年的宪法修正案中把私营经济定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20多年的努力，民营经济的合法地位进一步得到确认，从而使民营经济从体制外的“另类”进入体制之内，由不合法到合法，从“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终于被社会认可，并逐渐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从民营经济法律地位的变化和近年的发展情况看，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应当解放思想，转变传统的观念，重新审视和理解民营经济的重要作用。
当前，我国的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支持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力量。尽管民营经济占有社会资源的比重仅有三分之一，但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占到三分之二。因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始终保持了顽强的生命力和发展势头。民营经济不仅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也为解决现实经济中的诸多矛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且作为新的体制因素，日益成为推动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动力。长期以来，在对待民营经济的问题上，检察机关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思维定势并常常外化为观念上的“歧视”。主要表现为：将其视为微不足道的成分，顶多是极少数的“大款”经济，终归比不了公有经济，社会地位不高；认为民营经济发展潜力不足，只是作为社会经济的补充力量等等。在实践中，检察机关（还包括许多国家机关）表现出对待民营经济与对待公有经济截然不同的态度，在保护和服务等方面关注公有经济比民营经济明显要多等，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民营经济的信心和发展。
因此，检察机关必须全面落实十六大精神，将服务大局、服务经济作为开展各项检察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对于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的问题上坚决贯彻“三个同等”，即给予同等对待、同等保护、同等服务，尤其要改变对待民营企业的传统观念，摈弃对待民营企业与己无关、无所作为和“差别待遇”的落后想法，明确为民营经济服务也是为社会、为人民、为整个经济建设服务的重要思想，义不容辞地担当为其服务的重任。
二、加强沟通，深入调研，及时调整为民营企业服务的方向和重点
检察机关在观念上的转变只是为民营经济服务的前提条件，已如前述，下一步应考虑如何依托检察职能为民营经济服务、怎样搞好服务的问题。在以往的工作中，我们为国有企业服务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主要是因为检察机关所辖的贪污贿赂案件绝大部分出自国企，彼此间联系紧密，但对服务于民营企业而言，因接触少，没有业务往来，所以如何服务尚需探索。因此，检察机关必须脚踏实地，加强与民营企业的沟通联系，深入调研，确定服务的方向和重点。
基于此，检察机关转变工作作风，积极“下访”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如下几种方式可以参考：一是适时召开为民营企业服务座谈会，听听企业的心声。这一点，我们的反贪部门已经进行了实践，今后在以往的基础上，应当扩大座谈会双方范围，检察机关除反贪部门外，增加民行、控申、起诉、和渎职等科室负责人参加座谈，企业方邀请大、中、小规模企业的代表，力争作到广泛性。二是在检察机关的办公室成立专门与民营企业联系的机构，负责对民营企业的调研，听取它们对检察机关的建议和意见，及时向领导和各相关部门反映，作为为民营企业提供服务的重要依据。三是检察机关定期组织召开由相关部门参加的情况分析会，将民营企业遇到的问题和需要给予帮助的内容列为议事重点，给予必要的关注，共同寻求解决的途径。
事实上，这样一来可以实现“双赢”的目标，即为服务于民营经济打下牢固的现实基础，也可以相当程度地改变检察机关的工作作风，促进检察队伍素质的不断提高。
三、严打犯罪，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营造民营经济发展的良好法制环境
民营企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政策支持、法律的认可，还需要一个充满公正气氛、和谐稳定的良好法制空间。检察机关为民营企业服务必须从检察职能出发，不能脱离、也不能超越，否则会因噎废食，得不偿失。检察机关承担着法律监督、打击犯罪等职能，这为民营企业服务提供了新的着力点。从某种角度看，检察机关打击犯罪也是一种很好的服务方式，即严厉打击侵犯民营企业权益的各种刑事犯罪和违法行为，维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创造一个利于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良好法制环境。
笔者结合检察职能，认为检察机关在打击侵犯民营企业权益的案件中应当作到三个优先：
优先立案。主要指检察机关对于民营企业符合受理条件的举报、控告、申诉的案件和对不服民事行政案件处理而申诉的案件要优先立案，决不拖延。
优先查处。尤其是有的国家行政执法部门在和民营企业打交道中利用职权实施贿赂犯罪和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等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渎职犯罪案件要优先查处，决不手软。
优先监督。检察机关承担着法律监督的职能，对于由公安机关管辖的涉及民营企业的商业贿赂、挪用资金等案件要实行优先监督，对公安机关应立案而不立案、违法办案等进行全面监督，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利。
此外，检察机关还要作到规范执法、文明办案。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民营企业的案件时，要严格遵守法定的程序，严格执行办案纪律，做到文明办案、公正执法，并在办案中特别注意民营企业的声誉和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首先要时刻为民营企业着想。对于涉及民营企业的刑事案件除非确属必要，不要着检察制服、开警车到民营企业中去调查取证。其次办案要考虑经济大局。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民营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关键岗位的工作人员犯罪案件要掌握原则，运用强制措施时要充分注意对整个企业的影响，确保不会出现“查办一起案件，跨掉一个企业，下岗一批职工”的现象，确保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第三是把好宣传关。选择好角度报道涉及民营企业的案件，确保企业的产品信誉和企业形象不受影响。
四、发挥优势，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务，协助民营企业走上法制化的建设轨道
民营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大潮中的生存和发展除了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外，企业内在质素的作用也举足轻重。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内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所以，企业内质，包括人的素质修养、规章制度建设等如果不尽如人意的话将会严重威胁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作为司法部门之一的检察机关掌握着丰富的法律资源，并且深喑预防和打击犯罪之道，在为民营企业服务上，可以利用这些优势，“取己之长补企业之短”帮助民营企业完善规章，走上法制化建设的轨道。
随着社会主义法制进程的不断加快，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渐完备，客观上要求民营企业必须依法发展、奉公守法，这也是企业做大、做强的重要保障。综观民营企业发展状况，不同程度的存在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知识欠缺等问题，成为困扰企业发展的瓶颈，因此导致了诸如签定合同被骗亏损、人才无序流动侵害商业秘密、非法经营致使企业倒闭的案例并不鲜见。检察机关应当针对民营企业发展中的以上种种问题，采取适当的法律服务措施：
首先，主动送法到企业。
将涉及民营企业的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各种案例等定期辑录成册以《民营企业法律指南》为名，不定期向企业发放；赠送《检察日报》等专业报刊杂志培养民营企业法律意识；组织专人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等。
其次，协助搞好企业人员的法律培训。
民营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必须强化法律意识，了解一定的法律知识这是不争的事实，检察机关应当以讲法制课等多种方式协助其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不仅传授与企业发展紧密相关的法律常识，还要引导企业树立用法律维权的观念，让他们明确检察机关查办渎职案件、受理控告、申诉、举报等职权范围，必要时寻求检察机关的保护。
再次，整章建制，堵塞漏洞，当好参谋。
有的民营企业缺乏必要的管理，内部制度疏漏，往往会造成企业资产受损和经营困难等后果。检察机关应当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研究办案实践经验，摸索涉及民营企业案件发案规律，未雨绸缪，早早预防，帮助企业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如财务管理制度、签定合同制度、销售制度，堵塞民营企业在产、供、销等管理中的漏洞，为企业当好参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