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超期羁押的成因及对策

蔡仕强


　　超期羁押是指由于办案单位在诉讼活动中没有遵守法律规定的期限而违法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超期限羁押所造成的违法现象。它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立法精神，破坏了刑事诉讼的正常程序，妨碍了公正司法，同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权构成了侵害，严重地侵犯了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造成既不能及时有效地打击和惩处犯罪，又不利于监管场所的安全与稳定。因此，如何正确认识超期羁押的成因及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防范和纠正，成为摆在司法机关面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就检察机关如何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公正司法，切实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超期羁押的主要原因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法定诉讼期限，各地检察机关也把解决超期羁押问题作为执法监督的重点，积极采取措施，强化监督，收到一定成效。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超期羁押问题仍然存在，这既违反了刑事诉讼法，也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从实践中看，造成超期羁押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1、办案人员依法办案意识不强，没有及时、准确、合法地处理案件。个别办案人员思想认识不足，“重实体，轻程序”，按图索骥，只注重案件事实和质量，认为只要把案件查清楚，在事实认定和定罪量刑上不出问题就行了，羁押的时间反正可以折抵刑期，而忽视了执法的严肃性和对被羁押人员权益的保护。因此，将案件搁置不管或忙于其他案件，超法定时限也不结案，不发执行通知，以致造成在押人员在看守所超期羁押或无辜羁押，无人过问，久拖不决。另外，个别办案人员素质差，工作不负责任也造成案件超期办结，《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个别办案人员业务素质较低，先入为主，头脑中抱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门三分罪”的错误观念，重视有罪证据，忽视无罪或者罪轻证据，不能分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罪犯的界限，认为超过一点期限也无所谓，造成停案不办，超期关押，在社会上和人民群众中产生不良影响。

　　2、一些“问题”案件处理不当导致超期羁押的发生。公正司法，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在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观随意断案的后果必将使司法公正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办案人员对一些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的“问题”案件的审理极为谨慎，以免节外生枝。于是将这些案件相互交流，集思广益，看似人人负责，实际上人人都不敢负责。“问题”案件主要有：主要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需要多次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团伙作案中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归案影响到其他案犯审理的案件：同案犯多，涉及面广，案情复杂的案件；流窜作案，取证困难的案件；公检法三家在证据、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出现分歧，对案件处理持不同意见的案件；司法机关在管辖、受理上互相推诿的案件；司法机关内部请示或上诉，上级部门未能及时批复或裁定的案件。等等。这类案件往往因案情重大，改变强制措施担心放纵了犯罪，捕判又心中无数，所以办案单位互相扯皮，互相推诿，无法在法定期限内结案，造成超期羁押。

　　3、地方财政困难，办案经费紧缺，造成案件超时限。超期羁押问题是当前人民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司法腐败现象，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公正司法的信任程度。要取信于民，必须是及时办准办好案件，震慑犯罪，维护稳定。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但是，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办案经费仅靠地方财政拔款，而一些地方财政困难，连发放工资都难以维持，更谈不上加大办案经费投入，即使地方党委政府有心“倾斜”，也只是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办案经费不足的问题，致使司法机关办案经费紧张，给依法结案带来很大困难。这一点在侦办疑难复杂案件和追捕在逃犯时更加暴露无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司法机关面广事杂，捉襟见肘的经费安排，对一些财力投入较大的案件显得力不从心。这些案件往往跨地区、涉及人员多、取证量大，办案机关无法在法定期限内结案，导致超期羁押。

　　4、监督滞后，监督的力度不够。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对超期羁押问题进行法律监督的职责主要由监所检察部门承担。监所检察部门近年来在催办案件，纠正超期羁押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由于一些监所部门人力少，只设置一、二名检察干部，虚有其名，根本无法正常开展业务，人员较多的监所检察部门也是只监督，不办案，办案与执法相脱节，严重影响到监督效果。从总体上来讲，检察机关监督力度远远不够，大多数催办只是口头上讲一讲，至于对方是否采纳并纠正，没有具体的约束力，因而出现了办案单位对催办意见置若罔闻、不予重视的情况，致使检察机关的监督显得软弱无力。

二、重视解决超期羁押问题，努力维护公正司法

　　近年来，各级检察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权，对超期羁押的违法现象多次进行清理整顿、专项治理等监督活动，超期羁押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缓解，但仍时有发生，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这一顽症：

　　1、统一思想，提高对超期羁押危害性的认识。要提高办案人员的思想认识，尤其是要提高司法部门各级领导的认识。从保护人权的高度来看待超期羁押问题，切实从思想上树立起实体与程序并重、实体与时限并重、打击与保护并重的执法观念。充分认识到超期羁押是一种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违法行为，这一问题是否得到解决，将直接影响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我们要敢于面对这一问题，只要我们各级领导和办案人员都能正视这个问题，超期羁押现象是不难杜绝的。“两高一部”对因超期羁押引起的法律后果也作出了规定：办案机关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上级机关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纠正意见后，在一个月内不予纠正的或者在超期羁押期间造成被羁押人员伤残、死亡或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追究办案机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我们认为对那些因工作责任心不强而造成违法超期羁押的办案人员，要给予一定的纪律处分。造成国家赔偿的，还要给予一定的经济处罚。

　　2、公正执法，严格办案。根据刑诉法第124、126、127第的规定，办案的期限，一般侦查终结不得超过二个月；凡属于案情复杂的，经上级检察机关批准可延长一个月；对符合刑诉法第126条规定的4种案件和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10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可延长二个月。我们应当强调办案的期限，不能一个案子久拖不决。一是要严格执行换押制度，按照“两高一部”1999年83号文件《关于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换押制度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切实理顺制度，严格遵守。对于不换押、不及时换押的一律作超期羁押处理，看守所不予提审。二是严格依法办案，切实落实刑诉法和中政委1999年22号文件《关于严格依法办案坚决纠正超期羁押问题的通知》和“两高一部”的有关规定。只要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就必须要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释放、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者依法变更强制措施。三是对那些久拖不决的“问题”案，要完善联席会议制度，公检法三家加强沟通，互相协调，统一认识，不纠缠枝节问题，尽快将案件办结，保证案件在各个诉讼环节上畅通。

　　3、积极争取各方支持，加大办案经费投入。政法机关要积极争取各级党委、政府对超期羁押问题的高度重视，从而对办案机关为杜绝超期羁押现象而在人力、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充实办案力量，不断更新侦查、审查技术设备，提高办案效率。特别是加大对监管场所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完善看守所和驻所检察室办公设施，并根据被关押人员的数量及时扩建羁押场所。政法机关要加强后勤保障体系，努力解决资金问题，开源节流，履行节约，计划用好每一分钱，把有限的政法经费尽量用到办案中去。

　　4、监所检察部门要加大对超期羁押监督的力度。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七十五条对超期羁押问题专门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被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者依法变更强制措施”。这一规定，不但给公检法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也为检察机关在实施法律监督过程中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监所检察部门应从三个方面抓好超期羁押问题的监督工作：一是未雨绸缪，实行提前告知制度。把预防超期羁押作为监所检察工作重点之一，对于羁押在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如果看守所没有在法律规定期限内收到移送报捕通知书或换押证，监所检察人员应向办案单位发出防止超期羁押预告通知书，提示其抓紧在法定期限内结案。二是登记催办，个案跟踪。驻所检察室要坚持案件诉讼时效登记制度，做好在押人犯在侦查、起诉、审制三个阶段羁押期限的登记，同时对复杂疑难、久押未决的案件实行个案跟踪办法，掌握诉讼全过程，做到心中有数。三是清查核对，限期纠正。对一些超期羁押和即将超法定办案期限的案件，除督促看守所及时发出催办通知书外，监所检察部门要经常到各办案单位清查核对，敦促抓紧审理，对已超期的，不能只停留于口头催办或书面催办的形式上，应郑重其事地向办案单位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限期进行纠正。

五华县人民检察院 蔡仕强
二O一0年一月

　　引言

　　犯罪被害人是生命、人身侵害事件的最重要的当事人。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刑事司法制度层面，犯罪被害人的存在往往被忽略，刑事被害人权益难以保障，他们往往很难从犯罪人那里获得赔偿，他们遭受着经济与精神上的双重煎熬。如何救济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是刑事司法活动所面临的重要难题。

　　一、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的困境表现

　　1、诉权得不到保证

　　刑诉法解释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对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和本解释一百三十八条规定的，可以告知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既然是“可以”告知，也就是说“可以不告知”。即人民法院对于被害人所遭受物质损失的保护是持任意态度（公安、检察机关更是如此），这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民事诉讼的不告不理原则，也可以认为是被害人放弃请求赔偿的权利。但存在的问题是，在很多情况下，被害人并不知被告人是谁，是否归案，也还有很多并不知道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2、程序被附带

　　附带民事诉讼的庭审应当是在刑事部分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之后，合议庭方就民事部分进行审理。但在审判实践中至少说在庭审笔录反映出来却是，民事部分应有的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和最后陈述的程序被简化甚至被省略，成为名副其实的“附带”，笔录也只有寥寥几笔。另外，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举证、质证也不够规范，应该说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对于自己的赔偿请求都提供了一定的证据，他们也希望在庭审中充分地展示自己的证据，但这种展示受到法官对于庭审时间的限制，而只能是概括性的，显然也就无法要求充分地质证。特别是围绕异议的再举证、再质证更少，通常是由法官庭后裁断。

　　3、酌情赔偿适用的随意性较大

　　关于酌情赔偿的问题，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六条“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 的规定。至于根据什么“情况”则没有明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对此也没有涉及。“酌情判决”设立的初衷之一是“使附带民事诉讼的判决得到实际的执行”，实践中也存在“能执行多少，就判多少”的做法，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附带民事诉讼的执结率应该是比较高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空判”和得不到及时执行的仍然很多，许多适用了“酌情判决”却仍然没有得到及时执行的。

　　4、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的差别待遇

　　实践中刑事案件被害人的精神伤害是客观存在的，构成伤残的被害人也大有人在，按理说，对刑事案件被害人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是应当的。但是我国刑事法律明确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金不予支持，尤其是在新的刑事诉讼法颁布后，构成伤残的被害人的残疾赔偿金都不予支持。但《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中明确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换言之，相关司法解释从立法的层面彻底否定了被害人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可能性。这也是实务中刑事审判庭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一律不予支持的依据所在。这样的法律规定造成了明显不公正的法律后果，刑事案件被害人的精神伤害往往远大于民事案件被害人，而民事案件被害人反而可以获得赔偿，这破坏了我国法律之间的协调统一，其受到的质疑也越来越多。正是因为该司法解释的不合理性，其在审判实践中并未普遍适用，部分法院对被害人向民事审判庭提起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予以支持，也因此造成了前述严重司法冲突的尴尬局面。

　　5、赔偿难以到位

　　审判实践中对于当事人申请先予执行或财产保全的，一般都不予处理，这也导致虽然有些被告人有赔偿能力，但被害人不能及时获得赔偿，也无法通过公权力阻止被告人转移、隐匿财产的行为，最终仍旧很难获得赔偿。如江西省某青年男子刘某因醉酒驾驶将被害人罗某撞成重伤，伤残六级，案发后被告人逃逸被网上通缉。青罗某的家境十分贫寒，根本无力支付庞大的医疗费用，因此家属在公安机关立案阶段希望能够申请先予执行和财产保全，用以支付治疗罗某的费用，但是由于受到法律某些规定的限制，并没有得到司法机关的同意。等到某某被逮捕归案之后，法院判处他 3年的有期徒刑，并赔偿罗某医疗等相关费用将近10 万元。但是在刘某外逃期间，刘某的亲属早就将家中值钱的财产以各种形式变卖了，等到法院执行庭去执行的时候，刘某家中没有任何钱了。被害人的权益因此还是难以实现。实务中刑事被害人因无法获取赔偿而造成生活极度艰难的情形屡见不鲜，由此导致被害人及其家属对社会产生强烈的敌对心理或绝望情绪，当事人上访、闹访甚至扬言要报复被告人家属、报复社会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二、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的价值探析

　　1、是平衡诉讼利益，全面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价值观的需要

　　公平正义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社会的永恒主题，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价值取向。人类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公平正义观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法制上的公平正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由此深入发展下去就能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任务。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屏障。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指出：“物质财富的拥有，可以有先后之分；但司法正义的获取，不能有先后之别。”刑事受害人是社会弱势群体的一部分，犯罪行为使他们原有的生活脱离了轨道，因此我们要在制度上给予他们保护，尽量避免二次伤害的出现。

　　2、是保障人权，实现社会和谐的客观需要

　　人权是作为人所应享有的权利。刑事诉讼法在运作的过程中，应有效地保障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各项合法权益，使正义的天平维持在平衡状态。和谐社会需要和谐气氛的培养。犯罪行为发生后，如何处理好国家、被告人、被害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和矛盾，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司法实践中已经表明，只有国家较好的实现了及时追究犯罪行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权利得到了保障，才能实现案件的圆满解决。这其中的被害人的权益是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忽略的，造成受害人得不到应有的物资上的赔偿和精神上的抚慰。导致长期上访、闹访、缠访事件的发生，甚至出现以暴制暴的报复性事件的发生。

　　3、是刑事司法制度发展完善的需要

　　提高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保护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这是刑事诉讼法加强人权保障、增强内部科学性的需要。只有切实、充分地保障被害人在诉讼中所享有的权利，才能达到维护其实体性权利的目的。从程序性权利与实体性权利相适应的原理出发，我国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应当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不断地予以加强和完善。

　　三、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的完善路径

　　1、严格保障被害人知情权和参与诉讼权利

　　对于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承办法官应当及时通知被害人，并告知被害人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即告知被害人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确保被害人及时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被害人拥有出庭权，法院有将出庭时间及地点明确传达给被害人的义务；在法庭上设置被害人及其代理人席位，被害人及其代理人拥有与被告人及其代理人同等的诉讼权利；法院、检察院有相互配合的职责和义务，以保障被害人能及时参与诉讼并正确行使其诉讼权利。在庭审中应赋予被害人寻问证人权、质问被告人权、意见陈述权、情感表达权等。

　　2、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金制度

　　目前，由“执行难”引起的刑事被害人得不到真正的救助的案件有很多。有的被告人确实无可供支付赔偿的能力，且执行机关已经穷尽一切可能的措施而被害人仍不能获得赔偿。我们可以通过政府财政收入专项拨款、司法救助社会募捐等方式来筹集救助金，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金制度。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在建立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金的来源上，有了充足保障。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政府有义务和责任对社会中各种利益主体，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特殊利益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达到平衡社会利益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