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对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对上述的累犯、7种具体犯罪分子和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分子等三类主体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适用死缓限制减刑，结合审判实践，笔者认为可以适用死缓限制减刑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人身危险性较大的累犯。累犯是刑法明确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情节，但并不是只要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属于累犯，就一定要限制减刑，因为根据累犯前罪和后罪的性质、轻重程度不同，其人身危险性大小也有所区别，从重处罚的程度应当也有所区别。在对于判处死缓的累犯决定是否限制减刑时，应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把握。对于实施故意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一般应当限制减刑。因为实施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实施的犯罪一般都严重危害了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即使没有累犯情节也可以适用限制减刑，而累犯又体现了这些罪犯具有较大的人身危险性，故应较多地适用限制减刑。对于实施非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则要重点考察前罪的性质和轻重，如果前罪是暴力性犯罪、重罪、多起犯罪或与后罪属同种类犯罪，同样因其人身危险性较大而可以考虑适用限制减刑。

　　2.被告人主观恶性深，所犯罪行极其严重，论罪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因为具有自首、立功、主动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亲属协助归案、积极赔偿取得被害人亲属谅解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而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被告人具有自首或者立功情节，原则上应当从宽处罚。虽不构成自首，但是属主动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较重罪行或者亲属协助抓获被告人的，一般也要从轻处罚。积极赔偿取得被害人亲属谅解的，鉴于矛盾已得到化解，也可以从轻处罚。属于7种具体犯罪或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又因为存在上述情节而没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如果犯罪动机卑劣、犯罪手段残忍、犯罪情节恶劣，主观恶性较深，可以适用限制减刑。

　　3.被告人犯数罪或多次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被告人同时犯有数罪或多次实施同一种类的犯罪，与仅有一起单独犯罪相比，主观恶性更深，人身危险性更大，如果其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属于上述7种犯罪或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可以对其限制减刑，以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

　　4.共同犯罪中，罪行最严重的主犯已被判处死刑，同案被告人犯罪情节亦属极其严重，但因作用略小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根据慎重适用死刑的政策要求，对于多名被告人共同致死一名被害人的案件，应查清各被告人的作用，从主犯中进一步区分出罪行最为严重者，并根据各被告人的罪责区别对待，一般只对罪行最为严重的主犯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实践中，有的共同犯罪案件被告人的罪行也属极其严重，只是因为略小于同案其他被告人而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如果其所犯之罪属于上述7种犯罪或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可以适用限制减刑。

　　5.因民间矛盾引发的犯罪，被告人犯罪情节恶劣，被害人亲属反映强烈，适用限制减刑有利于化解矛盾的。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不同于发生在社会上、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案件，在适用死刑方面需要十分慎重。为了更好地贯彻死刑政策，对于此类案件也可以通过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执行并限制减刑来缓和被告人的情绪，达到案结事了的目的。但同时也要注意，此类案件适用限制减刑仍要坚持罪刑相一致的原则，即被告人还需具有犯罪情节恶劣等因素，按修正前刑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偏轻，如果按修正前刑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已属量刑适当，则不能仅仅因为被害人要求强烈就简单地适用限制减刑，导致出现滥用限制减刑的情况。


　（作者单位：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基金会在重大灾害、社会公益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同时，如何加强基金会的治理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明确界定基金会创立人的地位和权利义务，无论对于相关部门和司法机关依法保护创立人、捐赠人权益，还是促进基金会的长远发展都有着积极作用。


一、创立人资格


基金会的创立人是指本人或者第三人均有创立基金会意愿，签署基金会章程将其财产赠与基金会。遗嘱人以创立基金会为目的并承诺财产赠与基金会而订立遗嘱为基金会创立人。基金会创立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自然人必须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权利和能力的人，法人必须是依据属人法设立的公司、社团或其他商业组织。


关于创立人的资格，各国法律规定不尽相同，一般性要求包括：创立人具有创立基金会的意愿或意思表示，创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权利和能力，创立人或者第三人具有可以赠与之财产。基金会创立行为由赠与行为和执行行为构成，赠与物成为基金会初始财产。


对于赠与，如果发生权益争议如何认定？笔者认为，赠与是创立人或第三人的单方法律行为，其物权随基金会章程签署发生转移。创立人或第三人为物权所有人的先决条件是具有创立基金会的意愿，物权所有人在赠与发生时放弃权利，继由基金会享有，创立人或第三人不再为物权所有人。如果发生争议并诉至法院，应当对赠与发生的权利转移予以认定。当然，创立人或第三人财产必须是其本人财产，共有财产或合伙财产是否可以成为赠与物需要赠与人与共有人商定。


二、赠与的效力


当赠与物物权转移，基金会对赠与物的权利受法律保护。一些国家法律规定，赠与人或第三人赠与财产给基金会，其法定继承人或债权人要求撤销赠与或裁定赠与行为无效，法院不予支持，除非债权人证明创立人创立基金会行为旨在逃避债务。


基金会订立章程时，需要考虑创立人的创立和捐赠行为是否违反公共秩序或者强行法规定。如果发生赠与人的赠与物为非法所得或信托财产，赠与物物权转移给基金会时赠与行为是否有效，法律一般仅原则规定为任何合法财产。如果创立人是信托财产受托人，其违反信托契约将信托财产作为本人财产捐赠的行为不应在此合法财产范围内。


对于如何识别合法财产，司法认定确存难度。实践中，创立基金会并捐赠财产必须履行财产来源合法的验证手续或提供相关证明文件。现代基金会的财产捐赠程序趋于简化，私益基金会登记后管理委员会开立基金会银行账户接受创立人捐赠或任何第三人捐赠，对于不动产和知识产权的捐赠仅履行相应产权变更及纳税义务，至于捐赠物是否合法，基金会无法识别。这个证明捐赠物合法的举证责任应该由捐赠人承担，受赠与方并无证明赠与物合法性的义务。


创立人或第三人为公司、社团或其他法人组织，签署章程和赠与财产由其授权人执行。通常由法人制作董事会甚至股东会决议，决定捐赠物、数量、方式和时间，同时签署授权书由被授权人执行。捐赠人捐赠行为是否为无权代理或表见代理应由捐赠人承担相应责任。法人捐赠如未涉及非法财产，基金会一般规定捐赠不得撤销。


三、创立人的权利与义务


关于基金会创立前的权利。创立人的权利是签署基金会章程及约定修改章程的规则、任命首任管理人或管理委员会成员、指定受益人、保护人和监管人。创立人在基金会登记注册之前有权声明已签署的章程无效，撤销创立基金会的声明及撤销基金会登记申请。创立人权利还体现在以合同约定意定代理关系，即代理人代理被代理人根据被代理人授权创立基金会，委任管理人、保护人和受益人。


关于基金会创立后的权利。创立人权利可以在基金会章程里予以保留，其权利为个人权利而非章程约定的权利，因此创立人可以将权利保留、让与保护人或受益人。创立人这种权利不是对基金会财产的权利，而是对于影响基金会和管理人的权利，如撤销基金会、解任管理人、变更保护人或受益人和决定剩余财产归属等权利。公益基金会目的是为多数人利益，基金会管理和财产处置以多数人利益为唯一目标。因此，法律限制公益基金会创立人在基金会中的权利，只允许其享有有限度的控制力。公益基金会的创立人保留权利条款不得为了创立人或者其家人亲属利益，不得损害公共利益。此外，创立人对基金会的控制权力过多，会影响基金会管理者履行管理义务。


笔者认为，创立人保留权利是基于对基金会管理委员会或管理人可能超越章程和规则范围的担忧，甚至对管理人能否使基金会目的实现的不信任。在基金会目的无法达到时，创立人最终如何处置基金会财产是创立人最需要保留的权利。管理人为创立人委任并依据章程和规则管理基金会财产，当然，创立人对财产管理的意愿通过管理人实现。但是这种关系与信托关系中的受托人法律地位不同，受托人为财产所有权人同时履行财产管理义务，而基金会管理人只为负有信意义务的代理人依据章程和规则履行管理义务。前者是信托关系，而后者为代理关系。


创立人应在章程或规则中约定保留基金会解散或清盘时财产分配的最终处置权和成为终身管理成员的权利。当基金会解散，受益人依照章程得到基金会财产收益后，基金会财产是否应该分配给受益人，应该在创立基金会时由创立人在保留权利中体现，因为受益人享有章程和规则约定的受益权。


关于创立人的义务。一旦基金会具备法人资格，创立人应将财产赠与基金会。创立人义务之一是履行债的义务，创立行为成立，赠与在约定的时间内完成。如果创立人未履行赠与义务，基金会可能由于没有财产而解散。笔者认为，创立人未完成之赠与应视为是对基金会未履行的债务，创立人应承担给付及违约责任，基金会作为债权人可以行使请求权，可以诉至法院请求支持权利主张；对于以代理人创立基金会并承诺捐赠但未实现捐赠时，被代理人亦应履行债务清偿义务，基金会也可行使请求权维护权利。


（作者系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