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行政投诉办法
山东省人民政府
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37号
《山东省行政投诉办法》已经2011年5月30日省政府第102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11年8月1日起施行。
省 长 姜大明
二○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山东省行政投诉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行政投诉工作，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推进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效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负责行政投诉工作的机构(以下简称行政投诉工作机构)处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下简称投诉人)对本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下简称被投诉人)行政行为的投诉，适用本办法。
法律、法规对行政投诉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行政投诉工作坚持有错必纠，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实行分级管理、各负其责、监督检查与改进工作相结合的工作方法。
第二章 机构与职责权限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政投诉工作机构设在同级监察机关，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开展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确定行政投诉工作机构，负责行政投诉工作。
上级行政投诉工作机构对下级行政投诉工作机构的工作进行指导、协调和监督。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政投诉工作机构负责受理、调查和处理对本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本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任命的其他人员、下一级人民政府及其领导人员的投诉。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行政投诉工作机构负责受理、调查和处理对本部门工作人员的投诉。
上级行政投诉工作机构在必要时，可以处理下级行政投诉工作机构管辖范围内的投诉事项。
第六条 行政投诉工作机构有下列权限：
(一)要求被投诉人提供与投诉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并就被投诉的事项作出说明；
(二)要求与投诉事项相关的单位和个人协助调查；
(三)要求被投诉人在规定时限内履行或者正确履行法定职责；
(四)责令被投诉人停止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人民政府决定、命令的行为；
(五)要求被投诉人对所造成的危害采取必要补救措施；
(六)根据管理权限提出责任追究建议。
第三章 受理范围及受理形式
第七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许可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诉人可以向行政投诉工作机构投诉：
(一)没有法定行政许可依据的；
(二)擅自改变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条件、期限的；
(三)违法委托实施行政许可的；
(四)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五)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监督检查的；
(六)违法收取行政许可实施或者监督检查费用的；
(七)提出购买指定商品、接受有偿服务等不正当要求的；
(八)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决定的；
(九)其他实施行政许可违法违纪的情形。
投诉人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办理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及其他行政服务事项的投诉，参照前款规定执行。
第八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诉人可以向行政投诉工作机构投诉：
(一)没有法定行政处罚依据的；
(二)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范围的；
(三)违法委托实施行政处罚的；
(四)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五)违反法定时效实施行政处罚的；
(六)对同一个违法行为重复实施罚款的；
(七)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不使用罚款、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八)违法自行收缴罚款的；
(九)对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处罚，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十)其他实施行政处罚违法违纪的情形。
第九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强制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诉人可以向行政投诉工作机构投诉：
(一)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实施行政强制的；
(二)改变行政强制对象、条件、方式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强制的；
(四)扩大查封、扣押、冻结范围的；
(五)使用或者损毁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的；
(六)在查封、扣押法定期限内不作出处理决定或者未依法及时解除查封、退还扣押物品的；
(七)在冻结存款、汇款法定期限内不作出处理决定或者未依法及时解除冻结的；
(八)其他实施行政强制违法违纪的情形。
第十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征收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诉人可以向行政投诉工作机构投诉：
(一)未经法定程序批准，增加征收项目，扩大征收范围，改变征收标准的；
(二)不告知被征收人法定救济权利和途径的；
(三)按照规定收取押金、保证金等，在所办理事项处理完毕后，拖延或者拒不退还的；
(四)不按照规定收费，或者收费后不实施管理行为以及不提供相应服务的；
(五)其他实施行政征收违法违纪的情形。
第十一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检查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诉人可以向行政投诉工作机构投诉：
(一)不按照法定程序、时限或者超越法定权限实施检查的；
(二)对发现的违法行为隐瞒、包庇、袒护或者不予制止和纠正的；
(三)违法采取检查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和其他组织财产造成损失的；
(四)其他实施行政检查违法违纪的情形。
第十二条 行政复议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行政复议职责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诉人可以向行政投诉工作机构投诉：
(一)对符合行政复议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二)不予受理申请时不书面说明理由的；
(三)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
(四)其他办理行政复议违法违纪的情形。
第十三条 除本办法第七条至第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外，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诉人可以向行政投诉工作机构投诉：
(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二)不依法公开相关政府信息的；
(三)不认真履行岗位职责，效率低下，贻误工作的；
(四)其他违法违纪的情形。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诉，行政投诉工作机构不予受理：
(一)没有明确的投诉对象或者投诉请求的；
(二)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不属于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
(三)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受理的刑事、民事案件；
(四)已经进入行政复议、民商事仲裁、司法程序的案件，或者对行政复议、民商事仲裁、诉讼结果不服的；
(五)其他不属于行政投诉工作机构受理范围的情形。
第十五条 投诉人可以采取电话、电子邮件、信函等形式进行投诉。本人不能投诉的，可以委托他人代为投诉。
投诉人应当说明被投诉人、投诉事项、投诉理由和投诉人姓名、地址以及联系方式等内容，并提供相关证据。
第十六条 投诉人进行投诉，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捏造事实、恶意投诉，不得干扰和影响正常工作秩序。
第四章 工作程序
第十七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起行政投诉，行政投诉工作机构应当在5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并告知投诉人。
不予受理投诉的，应当向投诉人书面说明理由。属于其他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应当告知投诉人向有权处理的机关反映或者转交有权机关处理。其中，行政投诉事项应当由下级行政投诉工作机构办理的，上级行政投诉工作机构应当在2日内转交办理，并同时告知投诉人。
第十八条 行政投诉工作机构办理的投诉事项，经投诉受理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直接进行调查，依法收集相关证据。
调查应当由2人以上进行，并出示有效证件。被投诉人及其主管单位应当积极配合，如实向调查人员提供情况。
调查中应当听取被投诉人的陈述和申辩。
第十九条 行政投诉工作机构调查结束后，应当形成调查报告。
经查证，事实与投诉人的投诉不相符合的，应当及时告知投诉人和被投诉人。一方或者双方有异议的，应当补充调查。
第二十条 调查报告和处理决定应当抄送被投诉人任免机关，同时将处理决定送达被投诉人，并将处理结果告知投诉人。
属于上级交办的投诉事项，承办单位应当按照要求报告办理结果。
第二十一条 行政投诉工作机构转交下级办理的投诉事项，应当及时督办。
下级办理结果不符合要求的，应当责成下级重新办理或者补充调查。
第二十二条 行政投诉工作机构处理行政投诉事项，应当在受理之日起20日内办结。上级交办的行政投诉事项，应当在收到之日起20日内办结。
重大、复杂的行政投诉事项经本级行政投诉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可以延长20日。因特殊原因仍不能按期办结的，经上级投诉工作机构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办理期限。
第二十三条 行政投诉事项的受理、调查处理等材料，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整理归档。
第二十四条 行政投诉工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执行有关保密规定，不得泄露投诉人的相关信息，不得将投诉材料转给被投诉人以及其他无关单位或者人员；需要转交被投诉单位或者被投诉人所在单位核实、解决的，应当摘要转交。
第二十五条 行政投诉工作人员办理的行政投诉事项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五章 责任追究
第二十六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有本办法第七条至第十三条规定行为，经查证属实的，由负责调查的行政投诉工作机构决定或者建议其任免机关按照规定权限和程序给予批评教育、通报批评、行政告诫等处理；情节严重的，向被投诉工作人员任免机关提出离岗培训、调离岗位等处理建议；需要追究纪律责任的，向其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提出处理建议。
行政机关有本办法第七条至第十三条规定行为，经查证属实的，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其负责人进行责任追究。
第二十七条 行政投诉工作机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任免机关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或者离岗培训、调离岗位等处理；情节严重的，由其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追究纪律责任：
(一)违反投诉保密规定的；
(二)不按照规定时限和程序办理投诉的；
(三)损害投诉人、被投诉人合法权益的；
(四)其他违法违纪的情形。
第二十八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阻拦、限制投诉人投诉或者打击报复投诉人的，由其任免机关或监察机关依法追究纪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投诉人捏造事实、恶意投诉，或者干扰和影响正常工作秩序，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对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行为投诉的处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关于行政投诉工作机构处理行政投诉的期限有关“2日”、“5日”、“20日”的规定以工作日计算，不含法定节假日。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1年8月1日起施行。2002年12月17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山东省行政效能投诉处理暂行办法》(鲁政办发〔2002〕60号)同时废止。
我国推行判例法可行性之研究
潘哲锋
判例法主要在英美等普通法国家施行。具体方式是由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建立“范例”或“法律原则”，在将来出现类似的案件就可以用同样的原则加以处理，这种通过判决建立起来的“范例”即是“判例”。由于判例可以作为将来处理同类案件的依据，所以判例即具有了法律约束力。判例法即可定义为作为判案依据的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是在司法实践中对判例的遵循、分析、归纳和解释[1]，从中归纳和抽象出来的能成为解决某类案件的法律规范。
英国在世界判例法国家中可谓鼻祖。1066年法国北部诺曼底公爵征服英国，加速了英国的封建化进程，形成了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政权，对英国的法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最大的成果即是促成了普通法这一判例法系统和作为其补充的衡平法的成型。
威廉征服英国后，保留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原有的习惯法。后来，为了克服这种习惯法过于分散的毛病，加强中央集权，于是设立了中央司法机关——王室法院，派出巡回法官定期到各地进行巡回审判。巡回法官在各地审判案件时除遵循王室法令外，主要依据当地的习惯法，只要这些习惯法与王室和贵族的利益不相冲突即可作为判案的依据。巡回法官的审判实践过程即是对各地的习惯法进行调查、选择、剖析和加工的过程。当巡回法官回到伦敦聚会时，通过情况交流和磋商，彼此承认对方的判决可以作为以后审判同类案件的依据，在全国推行。这样通过长期的审判实践，以判例的形式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习惯法逐步统一起来。大约公元13世纪就形成了在全英国适用的习惯法即普通法。
普通法是一种判例法，普通法的规范和原则都包含于大量的判例之中。所以在它形成后为了便于法官判案时利用和学习者的学习，法学家们对这些大量的判例中所包含的习惯法原则和规范加以整理、编纂、归纳和注释，出现了许多权威法学著作。如1186年格兰威尔的《英国的法律与习惯论》，1250年布拉克顿的《英国的法律与习惯》，利特尔顿的《土地法论》。这些中世纪产生的权威著作被视为英国的法律渊源之一，具有普遍约束力，成为法院的办案依据。
由于普通法的诉讼程式较刻板僵化，不适合审判实践的客观需求，于是就产生了对普通法起补充作用的具有英国特色的衡平法。公元14世纪时专门设立了衡平法院。中世纪，英国产生和发展了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法，但仅居于次要地位。进入现代后，英国成文法的比重和作用显著上升而判例法的比重和作用显著下降。尽管成文法比重日趋上升，但英国法仍然基本上是判例型的。因为一方面判例法仍然占据着英国法的某些领域，法官仍可通过判例来发展法；另一方面，英国的法官和法学家仍保有很深的传统观念，认为成文法再多，只有通过法官在具体案件中运用和解释后，才能真正进入英国法的体系。甚至法官宁愿引用经过其他法官适用制定法的判例，而不愿直接引用条文法。[2]
从以上可以看到英国法律的基本特点：一、判例法是英国法律的主要渊源。英国法律主要由判例法构成，成文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只起到对判例法的补充、解释的作用。虽然成文法的比重在不断上升，但英国法如没有判例法就不成体系；而没有成文法，则其体系依然可以独立存在。二、遵循先例原则。遵循先例是判例法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判例法的基础。遵循先例原则即是以前判决中的法律原则对以后同类案件具有约束力。具体表现为：高级法院的判决对下级法院处理同类案件有约束力；同一法院的判决对以后的同类案件具有约束力。遵循先例原则保证着英国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我国是典型的成文法国家，自中国法产生时起就一直重视成文法的立法工作。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出现了郑国子产铸刑鼎，邓析编竹刑。秦统一全国后更是全面采用成文法主义的法家理论。以后朝代的更迭并没有改变秦所建立的法律体制，中国从此走上了成文法化国家的道路。
中国虽然自始采用成文法，但在成文法施行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抛弃判例。相反，从商周时期开始，就明确认可判例的法律效力，并在实践活动中加以应用。据史料记载在商代即有比照先例予以处罚的情况，及至春秋战国时代，判例对司法审判活动已经产生了比较积极的影响。进入秦汉时代由于审判组织和诉讼程序的完善，判例法正式出现。秦代出现的廷行事及汉代的春秋决狱和决事比即是这一时期中国判例法实施的主要形式。
自秦汉后，判例法在各朝代的司法实践中均得到了普遍的应用。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宋代出现的对审判有指导意义的判例编纂成集的立法活动——编例。如《熙宁法寺断例》、《元符刑名断例》等案例汇编即是。进入南宋后，判例的地位急剧上升，编例活动频繁，先后形成了《绍兴刑名疑难断例》、《乾道新编特旨断例》、《开禧刑名断例》等，编例成为南宋的判例法。孝宗时甚至出现“法令虽具，然吏一切以例从事，法当然而无例，则事皆泥而不行”及贪官污吏“隐例以坏法，贿赂既行，乃为具例”等怪现象。宋代还出现了一种与判例性质相似的法律形式即“批状指挥”。在一定条件下，下级官署可以引用“以降指挥”办理类似公事，以前案例作为后案的样板，前案就是判例。南宋秦桧时达到“续降指挥无虑数千，抵牾难以考据”的程度。孝宗时，经整理筛选的指挥正式被编入《乾道赦令格式》于乾道八年颁布，与赦令并立。
近代的北洋政府把判例作为重要的法律渊源，使之成为审判案件的重要依据，既补充了成文法的“未备”又便于发挥成文法所不易发挥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1912年至1927年北洋政府大理院汇编的判例就有三千九百多件。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律体系包括成文法和例（判例和解释例）两大部分。除了成文法《六大全书》，；例就是南京国民政府重要的法律渊源，是成文法的重要补充，甚至可以对成文法加以引申或进行实质意义上的修正。可见，判例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律体系中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3]
当代，我国十分重视成文法的立法工作，从1949年建国至今颁行了大量的成文法，对我国司法体制的建立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立法活动更加活跃和频繁。但是进几年来由于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转型，成文法的施行遇到了大量的问题。
（一）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出现，使立法相对滞后，不能满足审判实践的需要。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各级法院都曾遇到或将遇到各类新型案件。按照现行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根本无法解决，而立法活动或现行法律的修正工作无法即时跟进，造成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无所适从。最近报载，广西横县地方税务局为了挽救该局的一名职工向全国税务系统发动了捐款。这笔捐款在该职工医治无效死亡之后还有节余，于是围绕这笔剩余捐款就产生了归属问题。我国对此并无法律规定能够适用，因此导致了两级法院审判结果截然相反的尴尬局面。
（二）成文法法条及有关的司法解释有许多模糊不清的概念
我国有些法律条文的语言表达无法达到立法本身的意图，而且相当一部分存在歧义，容易使人有许多理解和解释，在审判实践中各级法院的理解也不一致。有些弹性较大的语言越解释越迷糊，诸如正当理由、显失公平等等，这尤其需要判例来为它作注解。
（三）成文法存在立法上的空白和漏洞
成文法在立法时除了对现有的违法犯罪现象作出解释和确立惩罚规则外，还要对许多未来可能发生和出现的犯罪活动和犯罪现象作出预测。但是立法不可能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对未来犯罪的预测也不可能是全面的。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成文法上的空白和漏洞逐渐暴露，不法分子钻了法律空子却无法用法律手段予以惩处。
判例法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实施有着相当成功的经验，我国施行判例法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因此，汲取英美法系国家和我国历史上的成功经验，在我国发展判例法，克服现行成文法的缺陷，前景是十分广阔的，其意义也十分深远。
首先，判例法在我国的发展有十分良好的机遇。判例法在我国法制史上有着很深的渊源。虽然判例法是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的法律渊源，但是现今英美法系国家也在加强成文法的立法工作；普遍适用成文法的大陆法系国家也在尝试创制判例。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正在日渐靠拢，逐步融合。这样的世界潮流给我国发展判例法作为成文法的补充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契机。在改革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的前提下，更无须陷入姓资姓社的泥潭。
其次，判例法在我国的实行已具雏形，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最高人民法院主办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除了公布最高人民法院文件、司法解释外，自1985年创刊2001年，还公布了368个案例，涉及刑事案件115件，民事案件（包括经济、知识产权、海商事等）共209件，行政及国家赔偿案件31件，执行案件13件[4]。这些典型案件叙事清晰，分析精辟，说理充分，适用法律准确，给各级法院审理同类案件提供了模本。这些案例的公布另一方面也给普通民众打开了了解法律的大门，有助于对成文法法律条文的理解，“可为”与“不可为”“罪”与“非罪”的概念在人们的心目中更加清晰。这对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极大。
第三，案例法与成文法并行有助于弥补成文法中存在的缺陷，同时对后继立法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立法（包括司法解释）具有滞后性，无法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违法犯罪现象作出预测，立法本身具有的局限性在任何时候都无法克服。随着社会的发展，成文法的漏洞便会暴露，于是便会出现针对这类漏洞的“定向犯罪”。如果单纯依靠成文法，那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类犯罪无法遏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通过对这类犯罪的权威审判，从中引申出法律原则和判案规则（法官立法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指导各级法院审判同类案件，那对此类犯罪的制止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样，判例不仅弥补了成文法和司法解释中存在的漏洞，也给后继立法提供了立法参考。
第四，成文法与判例法的并行有助于我国法官的素质的提高。我国由于是严格执行成文法，法院审理案件也是按既定条文行事，审判基本上是用法律条文去套案件。如此，裁判文书往往千篇一律，僵硬呆板，缺乏严谨的逻辑推理和详尽的法理分析[4]。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的裁判文书往往像一篇学术论文，充满了严谨的逻辑推理和法理分析，对诉讼双方都能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同时也起到很好的法制宣传作用。因为法官们需要从原先的判例中抽象出理论依据和法律原则，这就需要法官有极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和实践经验，平庸的法律工作者根本无法胜任法官的职业。
综合以上的分析，判例法在我国与成文法的并行，不仅有助于弥补现行立法上的空白和漏洞，能够随时捕捉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迅速进行法理分析，抽象出法律原则和规则，指导审判工作，为立法工作提供重要的参考；对我国法官的理论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助于法官整体素质的提高，对司法体制的改革也能起到推动作用，而且能够把抽象的法律概念具体化，明确表达立法者的立法意图，便于人民大众的理解和遵守，对维持社会的稳定具有积极的作用。所以，在我国实行成文法与判例法并行的制度是可行的，作用也是积极的，明显的。
浙江省天台县 潘哲锋
参考资料：
[1]《试论判例法的适用方法》 刘静
[2]《外国法制史》（自考版） 由嵘、胡大展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七章、第十一章、第十六章
[3]《中国法制史》（自考版） 叶孝信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四章、第五章、第八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
[4]《独具中国特色的“判例”》 姜联润 人民法院报 2002.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