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法罪名类型之分析
作者：桂亚胜 华东政法学院98级刑法专业研究生

　　罪名是犯罪的名称，是对具体犯罪本质或主要特征的高度概括。确立罪名，不仅仅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刑法理论研究的严肃性和科学性。①事实上，97年修订后的刑法在内容上较79年刑法大为扩充，尤其是在刑法分则部分更是如此。相应地，刑法的罪名也大副度增加。在此情况下，罪名的研究有必要进一步深入。
长期以来，刑法理论界一直呼吁罪名的立法化，但在刑法修订过程当中，立法机关仍然未采纳此建议。确立罪名的工作自然而然地再一次交给了司法机关。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2月9日的司法解释将97年刑法的罪名确定为413个。那么，这413个罪名与修订前刑法的相关罪名有何联系与区别呢？这不仅仅是纯粹的刑法理论问题，而是直接与刑法司法实践紧密相关。例如，同样一个罪名，在97年刑法与79年刑法中，其内容是否一致，新刑法新增罪名是否有溯及力以及“口袋罪”分解以后所产生的罪名是否有溯及力的问题等等。据此，本文将就新刑法中的罪名作一番粗浅的类型分析，以期抛砖引玉。

一、 罪名的第一层次分类：传统罪名与新罪名

这是根据两部刑法典（即79年刑法与97年刑法）之间的比较所作的第一层次的分类，也是新刑法罪名的基础性分类。所谓传统罪名是指79年刑法与97年刑法都确立的罪名，如盗窃罪、诈骗罪、故意杀人罪、强奸罪等等。所谓新罪名是指在79年刑法中没有确立，但在97年刑法中予以确立的罪名。如97年刑法中的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合同诈骗罪、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等等，这些都是79年刑法所没有的罪名，故称之为新罪名。

二、罪名的第二层次分类

（一）、第二层次分类之一：对传统罪名的分类 虽然传统罪名是指前后两部刑法都规定的罪名，但根据其所涵盖的内容，可以把传统罪名分为以下三种：
1、完全保留的传统罪名：即罪名本身及其所概括的具体犯罪的本质特征均未发生任何的变化。如故意杀人罪，79年刑法第132条与97年刑法第232条都确立了此罪名，且二者所反映的内容及其本质特征完全一致。同样的罪名还有如放火罪（79年刑法第105条、97年刑法第114条）、故意伤害罪（79年刑法第134条、 97年刑法第234条）、强奸罪（79年刑法第139条第1款、 97年刑法第236条第1款）、重婚罪（79年刑法第180条、 97年刑法第258条）、盗窃罪（79年刑法第151条 、97年刑法第264条）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79年刑法第159条、 97年刑法第291条）等等。
2、修正的传统罪名：即罪名有所变化，但其所反映的具体犯罪的实质内容未发生变化。如97年刑法第233条的过失致人死亡罪与79年刑法第133条的过失杀人罪，其罪名虽殊，但其实质内容是一致的。“过失杀人”中的“杀人”两字隐含着故意的心理态度，不能确切地反映本罪的主观特征，容易引起误解。而“过失致人死亡”则较好地解决了这一矛盾，因而也更科学、更准确。
3、非完全保留的传统罪名：即97年刑法与79年刑法所规定的罪名虽然一致或者基本一致，但其实质内容发生重大变化。这里存在四种情况：

第一、主体的变化。如79年刑法第158条与97年刑法第290条都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但前者较后者的主体为窄。前者仅限于“首要分子”，而后者则不仅包括“首要分子”，还包括“其他积极参加的”。又如79年刑法第147条与97年刑法第251条都有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的规定，但前者较后者的主体为宽。前者是“国家工作人员”，而后者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第二、对象的变化。如97年刑法第276条的破坏生产经营罪与79年刑法第125条的破坏集体生产罪，应该说这二者的罪名基本是一致的，而事实上前者也正是根据后者发展而来。但二者在对象上明显有别，后者仅限于集体生产，而前者则不限于此。

第三、行为方式的变化。97年刑法第110条与79年刑法第97条都是间谍罪，然而在79年刑法中“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的”是反革命破坏罪的客观行为之一，不是间谍罪的内容，而97年刑法中取消了反革命破坏罪，“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的”则成为间谍罪的客观行为之一 。

第四、多个因素的变化。即主体、对象或行为方式有多项发生变化。如97年刑法第279年刑法条与79年刑法第157条都是妨害公务罪，但二者在对象及行为方式上有所不同。79年刑法中规定的对象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为方式是“暴力、威胁方法”；而在97年刑法中规定的对象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红十字工作人员”，且行为方式不限于“暴力、威胁”（指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任务，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我们所说的罪名有关内容的变化，并不包括法定刑的变化。

（二） 、第二层次分类之二，新罪名的分类（按渊源分类） 新罪名按其产生的渊源，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1、根据有关的补充规定、决定 而产生：97年刑法有很多这样的罪名，例如第三章第一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中的新罪名，都来源于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的新罪名来源于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有关毒品犯罪的罪名基本上都源于199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
2、根据其他经济、民事、行政法律、法规中有关刑事罚则（即附属刑法）而产生：如97年刑法第222条虚假广告罪，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37条虚假广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又如330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37条“……比照刑法（指79年刑法）第178条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3、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而产生：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原来一些没有社会危害性或社会危害性不大的行为，已变成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新刑法将其规定为犯罪，②从而确立了新的罪名。如223条串通投标罪、365条组织进行淫秽表演罪以及计算机犯罪、证券犯罪等等，这些罪名也都是下文所说的实质意义上的纯正新罪名。

（三〕 、第二层次分类之三：新罪名的分类（按其所产生的方法分类）

新罪名按其所产生的方法可以作如下分类：

1、分解的新罪名：有两种情况，

其一，原有的罪名被分解成数个新罪名，被分解的罪名本身已不存在。如79年刑法的投机倒把罪，现已分解为非法经营罪、倒卖文物罪、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等新罪名，而投机倒把罪本身已不存在。又如流氓罪，现被分解为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第237条第1款）、聚众斗殴罪（第292条）、寻衅滋事罪（第293条）、聚众淫乱罪（第301条）四个罪名,而流氓罪本身已不存在。

其二、原有的罪名被分解成数个罪名，被分解的罪名本身依然存在。如79年刑法的玩忽职守罪，现被分解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第406条）、环境监管失职罪（第408条）、商检失职罪（第412条第2款）、动植物检疫失职罪（第413条第2款）等罪名，但玩忽职守罪本身还是存在的（第397条）。同样的情况还有诈骗罪、重大责任事故罪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79年刑法的玩忽职守罪由于规定的过于笼统而被认为是三大“口袋罪”之一，99确立了罪刑法定的原则，客观上要求刑法条文，尤其是刑法分则条文要具体明确，分解玩忽职守罪也就顺理成章。但是，玩忽职守罪被分解以后，在97年刑法第397条仍然保留了玩忽职守罪的罪名，而更为遗憾的是，所保留的玩忽职守罪依然是个“口袋罪”，这不能不使人对该罪分解以后的效果产生疑问。


2、扩展的新罪名：即原有的刑法规范对此类行为有规定，但97年刑法为其确立了新的罪名，并在内容上有所扩充。如第191条的洗钱罪。早在199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第四条就有关于掩饰、隐瞒毒品犯罪所得财物的非法性质及其来源的规定，修订后的刑法将其规定为洗钱罪，并且其掩饰、隐瞒的对象已经不限于毒品犯罪，而是扩展到走私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

3、聚合的新罪名：即在过去可以按刑法总则有关规定处理的行为，97年刑法将其聚合成一个新的罪名。如第107条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该条规定：“境内外机构、组织或者个人资助境内组织或者个人实施本章第102条、第103条、第104条、第105条规定之罪（即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笔者注）的”，构成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本罪来源于199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23条。其实，刑法没有必要作此规定，更无必要单独规定一个新罪名，因为根据我国刑法总则的规定，上述行为完全符合共同犯罪的特征，完全可以按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等犯罪的共犯来处理，根本不需要另设一个罪名。实际上，在97年刑法中类似的情况都未另设一个罪名，如156条的与走私通谋而提供便利的，还是根据共同犯罪的原理而按走私罪的共犯论处。

4、虚置的新罪名：即在97年刑法刑法中虽然确立了某个新罪名，但该罪名缺乏相应的法定刑，从而使其成为虚置状态。这是指第155条第（3）项的走私固体废物罪。在97年的刑法中，走私固体废物罪是与间接走私并列的一种行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其确立了一个新罪名。按照刑法第155条的规定，走私固体废物的，依照走私罪一节的有关规定处罚。但是由于固体废物不是毒品、武器弹药、珍贵动物、淫秽物品等特定物品，故不能按刑法第151条、第152条规定处罚；同时固体废物没有应缴税额的问题，故不能按刑法第153条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处罚。以至形成无法对该罪判处刑罚的局面，从而造成该罪名的虚置。

（四）、第二层次分类之四：新罪名的分类（按其内容分类）

法院执行难问题解析

楼杰科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是依法治国国策的简练概括，也是我们国家在法制建设中所一贯遵循的既定方针。从立法的角度而言，就是“有法可依”，也就是说必须有一个健全的法律制度，它能囊括现实社会的诸多问题，明确的规定出调整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能实际应用法律来调整社会关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从司法和执法的角度而言的，有一个健全的法律制度并不是最终目的，重要的是能够切实的贯彻实施。法律必须被遵守，必须被执行，违法者必定受到法律的制裁。
所以，建设法治国家必定不可偏废司法，相反，司法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直接关涉到国家、社会、个人的利益。从根本上讲，是司法在调整着整个社会的法律关系。而司法最主要的主体是法院，法院的司法是司法制度的核心。法院司法的最后阶段是执行（当然这不是必经阶段），只有把好这道关卡司法才算完成。但它的现实状况就如一句古诗“蜀道难，难以上青天。”那么，执行到底有多难，为什么会那么难以及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下面就是笔者的一些浅薄之见。

1、从数字看执行难：
杭州市某一行政区的基层法院每年受理的各类案件大约是4000件左右，其中大约有1000件左右的案子会申请执行，大约占25%。而在这25%的执行案子中大约有85%可以实际执行。也就是说大约有675件申请执行的案子可以执行。这包括职权终结和中止的案子。而在所有可执行的案子中又有50%——60%的案子能够按照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完全履行。这样一折算，实际可以保障申请人合法利益的也只有375——405件案子。从申请执行的1000件案子到实际完全履行的375——405件，这一变化已经很清楚的说明了执行是不容易的。
2、从执行方式看执行难：
案件审理完毕，那些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裁判，必须依法履行，其中有自行履行，和解履行和申请执行的。申请执行是指被告在裁判确定的时间内未依法履行裁判所确定的义务，也未与原告达成和解的情况下，原告依法在一定的时效内向原受理案件的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法院保护其合法的请求。法院的执行不是一帆风顺的，常常遇到麻烦。为了保障执行能够继续进行法院就不得不采取一些强制措施，如拘留、查封、扣押、冻结财产，强制拆迁等，这在执行中是经常使用的方法。因为一般情况下，被执行人是不会主动履行的，只有在强制措施面前，他们才会软下来，履行或部分履行。因此在很多执行案子中都会使用强制措施。
3、从执行所受的干预看执行难：
执行多少带点危险，执行人员会遇到许多危及人身安全的情况。暴力抗法是其中之一，虽然不多，但也时有发生。有些被执行人由于不愿履行义务，特别当执行人员要对他（她）采取强制措施时，他（她）更以暴力反抗。殴打执法人员，煽动围观群众围攻执行员。像辱骂或逃跑已经是最低程度的表现了。暴力抗法在农村就比较容易且较多的发生，而城市里相对少。行政干预也影响着执行，阻碍着执行的顺利进行。虽然行政干预不是经常发生，并且一般局限于涉及国有企业经济纠纷的案件，但是这样做的后果是损害了司法独立，给执行人员的执行造成相当大的困难。行政干预一般不顾及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而只顾问题简单的解决，实际是留下了后患，使问题越积越大。异地执行对执行人员来说是不太情愿的，因为他们有可能面对更大的困难：地方保护主义的干预。地方保护主义有可能酿成更大的暴力抗法，或者行政干预。有的虽然只是采取不合作的方式，如拘留、冻结、查封财产时，协助单位采取不合作，告之被执行人，拖延时间等等，但这些都会妨碍执行工作的顺利展开。结果有可能是案件无法执行或执行不完全。
4、从执行员看执行难：
事情是人所为的，执行案子需要由执行员来执行。执行员的个人素质就影响着案件执行成功的机率。一个人品质的好坏决定着人的一生，品质高的执行员办事大公无私，不畏权贵，以人们的利益为重，因此他（她）会想尽办法做好自己的工作，做到公平，公正。同时一个办案讲究方法，有较强职业素质执行员的更容易完成任务。而相反的是那些懒散的执行员，只为求的一份工资，过一天算一天。他们并不顾及公民的合法权益，在他们手上的案子一般是无法完成的。更可恶的，是某些人可能徇私枉法，出现司法腐败。可气的是，我国的法律制度并不健全，尤其是在约束司法人员方面的制度，尤其薄弱，使他们有机可趁。常常在权限范围内做些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尤其是在有人说情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执行也只流于形式而已。
5、从案件类型看执行难：
执行庭一般受理民事执行案件、经济执行案件、某些行政执行案件以及刑事附带民事的执行案件。民事的如扶养费或抚养费的给付，经济的如银行借款的偿还，行政的如拆迁，刑事附带民事的如人身赔偿等。在诸如这些案件中不是所有的案件执行都困难，不是说所有案子的执行难度都是一样的。显然，案子的执行是有难有易的，难是有不同层次的，易也一样。那些强制拆迁和给付抚养费、扶养费大案子较容易。很明显，干预多的案子，执行一般是相当困难的。涉及到给付数额较大的案子，执行也很困难，因为一般被执行人都无法履行，而不是不想履行。这样的案子一般只能终结或中止。一般而言，由易如难的顺序是民事、刑事附带民事、经济、行政。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依不同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
以上初步说明了法院执行难的具体表现，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1、执行难突出的表现是各种因素的干预。如前指出的暴力抗法、行政干预以及地方保护主义。暴力抗法是最直接的，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有的是被执行人因素造成，出于无知、好胜、不服、气愤等等，有的是由于执行员的态度不好引起不必要的纷争，有的是法律文书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本身存有问题。关于行政干预，一般发生在重大经济纠纷中，并且纠纷双方大多是国有企业。领导干部往往借着“三个有利于”直接用行政命令来处理问题。而地方保护主义则利用狭隘的地方观念处处设置障碍，制造麻烦。这三方面是执行难的主要原因。
2、 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中国几十年的法制建设可说成绩显著，硕果累累，已经初步的建立了法律体系。宪法、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以及各个行政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制定了不少，这是与当初的法盲国家相比。但这与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以及跟法治国理想相差甚远。并且即使已经制定的诸多法律中也存在许多问题。我们仅仅将法律看作为一种实用性工具，并且中国现阶段的问题需要拿出办法解决，因此立法往往注重实用性，而问题的解决不是一个“实用”就能足够的。法律的基本理念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以及相关制度中的体现还很差。
3、 法治意识的淡薄。依法治国已经高唱了好多年，但政府的，民众的法治观念并不强。相反，政府处理问题依旧是老的行政模式，司法并没有独立，往往受到行政权的干涉，支配。只是这种干涉、支配有所收敛罢了。而民众对法治，尤其是对法律的了解又少的可怜。并且在固有的息事宁人的观念下，不敢对错误的法律以及司法行为提出疑义，即使提出也用不恰当的方法，前面提到的暴力抗法就是其中之一。可喜的是，这种状况正在慢慢改变。
4、 法官选拔制度的落后。前面提到执行员的个人素质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如何选拔执行员也就很重要了。首先执行员的道德素质应该是“良”的。没有这一基本条件何谈公正。其次执行员的专业素质应该是“优”的。没有这一前提何谈准确。而这两方面却做的最差。法官的专业素质低这是众所周知的，一个基层法院有几个本科生已经是不错了。大多是些退伍军人，甚至于文盲都可以做法院院长。而现在很多的法律专业的本科生却无法进法院。
5、说情风很甚。生活在这个大千世界，并不是容易的。尤其在中国这个有古老“人情风俗”的国家，碍于面子，有很多事，人们都无法回避。因为有朝一日，自己也有可能要人家帮忙，或者趁机捞点好处也未偿不可。法官吃的是皇粮，反正不会有所损失。有些法官就会在权限范围内谋私，更有甚者枉法。
6、审判和执行脱节。审判和执行都是诉讼程序的一部分，所以它们应该保持一致。而事实上在一些情况下，很多的裁判本身就无法执行。因此使裁判只在形式上有意义而失去了实际性。这样的结果更使当事人无法接受，从而加大了执行的难度。
经过对以上原因的分析，笔者提出下面一些设想：
1、建立健全的法律制度。依法治国当然应该有法可依。就执行而言，首先应该有完备的执行程序，如从申请执行、受理到执行完毕都必须有一定的手续，而这些手续都应该有据可查。什么样的案子可以受理，以及一般的执行方式都应该有明确的规定。同时一般的实体法应该平衡效率和公平。不能只注重法律的实用性。
2、司法必须独立。一个法治国家必然是一个司法独立的国家。司法不受任何个人、集体、特别是行政部门的干预。尤其我们国家现在倡导“依法治国”更应把司法放在一个独立的位置，否则“依法治国”就是一句空话。而现在我们所谓的行政干预就是因为行政权力过于集中。并且在经济上法院受制于行政部门。
3、加大宣传力度，教育民众。“依法治国”一方面是国家严格的执行法律，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广大的民众能够自觉的守法。这就需要广大的人民群众知法、懂法。就现今中国的状况而言，老百姓的文化程度相对较差，这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法律的实施。大多数的纠纷其实是由于当事人法律知识的缺乏造成的。因此，国家应该在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的同时，加大法制宣传的力度。
4、改革法官的选拔制度。现行的法官选拔制度严重的束缚了一大批有较高素质的法律专业人士，却造就了一些非法律人士的法律化。这些执法者把学法和执法同步进行。且法官考试制度只是一种形式，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而我国的律师考试制度相对就好。所以可以参照律师考试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公开选拔。通过考试的，依就近原则和择优原则录取。
5、司法监督应该得到加强。司法腐败也是执行难的一大原因，要改变执行难的现状就应该杜绝司法腐败。司法监督是对付司法腐败的最好办法。在制度上，应该有一套执行员的职业操守守则。在职权上，应该有相应的权力机关牵制，如人大监督。在舆论上，有媒体以及群众监督。而对于那些举报的，重要的是把处理情况反馈举报人，这样有助于更好的实施舆论监督。
无论在司法领域还是在学术界，大多忽视执行的作用。但是执行又具有那么客观的重要性，使我们不应该忽视它。要求和现实的反差让我们更加的认识到应该加大执行阶段的理论研究以及实践操作经验的总结。